要说2024年看过的书里,印象最深的要数这本《我的妈妈做保洁》了。无他,因为我的妈妈也做过保洁。
跟书里的那个妈妈很相似,我妈妈也是个农民,小学读到2年级就辍学了。我妈先是在家里帮着照顾弟弟,稍大一点就开始放牛,每天能挣三分之一的工分。我外公外婆也是苦命人,年轻时候生的孩子们都养不大,直到三、四十岁了,生的孩子才留下来了。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是54岁,那时候我外婆56岁,我大姨24岁,已经出嫁了,我妈17岁,大舅14岁,小舅刚10岁。我们这边说岁数都是说虚岁的,所以这些这些孩子们的实际年龄还要小一些,而外婆却实打实是个老人家了,我妈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在那个年代,外婆留下我妈在家里劳动,直到我妈26岁了,我爸家里催得急了,才放我妈出嫁。
我妈很快就生了我和妹妹两个孩子,我是个健康皮实的孩子,我妹妹却先天不足,一直病歪歪的。从此,我妈开始了更为艰辛的日子,每天从天地里劳动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摸摸妹妹的额头,看看有没有发烧。镇上的医生说,这孩子的病要到上海的大医院去才能治好。我妈犯了难,不说家里没有钱,就说有钱也不敢去上海呀,那么远,自己又不认路不认字的,怎么去呀?再说,听人说全国的人都会去上海的医院看病,上海的医院哪是那么好进的?
妹妹8岁那年,是1986年秋天,镇上的医生说不能再拖了,必须去开刀才行,不然这孩子的命保不住。妈妈和爸爸掏出家里所有的钱,又找亲戚借了一些,请了在队里做会计的姨父帮忙,一起带着妹妹去了上海的大医院。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以后说要住院开刀,当天就安排妹妹住进了医院。后来在医院里住得时间长了,医生都说妹妹去的时机很好,当时是秋收时节,大家都要加紧收粮食,医院里的病人不像平常那么多——要不然,恐怕要排上一两个月才能有空床位出来。
妹妹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一个月,吃喝拉撒都由医院负责,不要家属陪护。爸爸等到妹妹开刀以后就回家忙秋收了,妈妈在医院附近的小旅馆租了一个床位,每天定时去探望妹妹,也按照医生的嘱咐,给妹妹做甲鱼、黄鳝这样的滋补的食物送去。小旅馆的老板娘很热心,不但指点我妈怎么挑甲鱼、黄鳝,还教她怎么做才能去腥好吃。
上海医生果然技术高超,妹妹后来身体康健,跟一般人无异。后来,妈妈常说,妹妹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花了三百块钱,要是放到现在,不知道还看不看得起了。
为了赚钱,妈妈拼命想办法。除了种好自己家里的十几亩承包地,妈妈还尝试过各种副业。家里养过兔子,猪,还种过蘑菇,养过蚕,辛辛苦苦的,也赚不到多少钱。我们附近的村里办了一个砖厂,妈妈和附近的妇女一起去“出窑”。每到一炉新的红砖出炉,大家便去出窑,从热烘烘的砖窑里往外搬砖头。每天回家的时候,妈妈的身上脸上都是黑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紧紧贴在身上。
我大姨劝我妈:“出窑太累了,挣得也少,不如和我一起去卖菜。”我妈觉得在大街上吆喝卖菜,太难为情了,不好意思去。
但是后来砖窑不知道怎么不开了,我妈还是去卖菜了。她白天种菜,傍晚摘菜整理,装满两箩筐,半夜两三点钟就从家里出发,一个人挑着两筐菜走上四、五里路到镇上的菜场去卖菜。为什么要去得那么早啊?妈妈说:“占个好市口才好卖,要是去晚了,好位置都被人家占了,只能摆到边角落去,菜就不好卖了。”
在镇上卖了一阵子,妈妈听说县城的菜场里更好卖,菜的价格也高,于是她把阵地转移到了县城。我家离县城不算很远,8公里。这段路妈妈走了三四年,后来她学会了骑三轮车,才算稍微轻松了一些。
就这样,妈妈供我们姐妹俩都上了中专,参加了工作,各自结婚成家,期间,家里也盖了楼房,妈妈算是“完成了任务”。但是她一直没有停止种菜卖菜,依然每天半夜起床,在黑夜里独自骑行8公里去县城的菜场卖菜。
后来,我生了孩子,又赶上村里拆迁,所有农田都被征收,我妈才放下了菜挑子,来帮我带孩子,过了两年,妹妹的孩子也出生了,妈妈又去带妹妹的孩子。
我们都觉得带孩子很辛苦,但是妈妈却觉得很轻松,太闲了。妹妹的孩子大一点上学以后,她一直盘算着要做点什么,只是每天早送晚接,实在不方便找事情做。
妹妹的孩子初中毕业以后,不再要我妈接送。我妈立刻找了份环卫保洁的工作,在家附近扫马路。开始的时候,她说做三年,到65岁就不做了——他们不要65岁以上的。后来,又说做到70岁——现在放宽到70岁了。
她负责的路段是一条繁忙的交通要道,尤其每天早、晚高峰时间更是人流如水,打扫任务很不轻松。路边种植了两排高大的香樟树,每到春天换叶时节,或者秋冬种子脱落的时节,地上厚厚的叶子和种子,想想都觉得很难打扫收拾。妈妈有时也会喊累,但是她总是在说完累以后加上一句:“过几天就好了。”
到了快70岁的时候,她总是说:“现在公司里人手少,我还能干两年。”这是她在堵我的嘴,因为我总是劝她不要再做了。她和爸爸每个月都有1000多元的养老金,他们俭省惯了,两个人加起来3000多元收入根本花不完,操劳一辈子,该歇歇了。
但是妈妈停不下来。她总是说:“这活不累。我还能干。”她像是哄小孩一样哄我:“我做到73岁就真的不干了。”
这些年,保洁公司多这些老保洁员的管理监督越来越严格。妈妈刚去做保洁的时候,扫完了地以后还可以在路边坐一会儿休息一下,也能和路过的熟人聊聊天。后来公司规定了每天只能坐着休息两次,不能聊天,也不能站在一个地方超过10分钟。再后来,给每个保洁员配发了定位器,实时监督,还有监察员骑着电瓶车在路上巡回检查。
不时有人被发现休息时间过长被扣钱,或者地上有白色垃圾没有及时清理被扣钱。妈妈抱怨道:“管得太严了。”不过她很快就沾沾自喜,骄傲地说:“我从不偷懒,公司里的主管还表扬过我。”
有时候,她也说:“我的脚很不舒服,总是长鸡眼。”我告诉她,这是因为鞋子不透气,你又总是在走路,脚太累了,所以总是长这东西。她马上抢白道:“我的鞋子哪里不透气了?很透气的好吗?再说,长鸡眼的人很多的,谁谁和谁谁都长了。”我只好说:“那还是去医院里看看。”她说:“这都要去医院?医院也太忙了!”我说:“是你自己在说不舒服呀!不舒服就该去医院,你跟我说,我又不是医生,我不懂该怎么做。”她说:“我就是随便说说,这没什么的,很多人都长的,我懂的。”
做清洁马路的环卫工其实是个危险工作。妈妈不时说有人被汽车撞了,有人被电瓶车撞了。“不过,”她接着说,“现在车太多了。交通事故也多,好好地走路都有很多被车撞的。”她把话都说完了,让人无话可说。
2023年元旦,她终于决定:“我做到春节以后,拿了年终奖,我就不做了。”但是4月份她还在做,我问她什么时候辞职,她说,“我刚扫完香樟树叶,现在的活很轻松,我再干几天,到五一,天气热了我再辞职。”
我看着她笑吟吟的脸,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觉得自己很无能,我要是能够多赚点钱,每个月给他们几千块钱生活费,他们是不是就不用这样拼了?
五一很快就到了,妈妈仍然没有辞职。我没有问为什么,也不想再问何时辞职。我在家里吃了一顿饭就回了自己家。
5月4号上午,刚上班,我接到妈妈的电话:“你快来,这回真的出事了!”她被一辆电瓶车撞了,重重地摔倒在地,膝盖跪地,髌骨骨折,腿肿得比腰还要粗。
妈妈从此再也不能去做清洁工了,她的保洁生涯终于结束了。她的膝盖植入了一块人工骨头,总是说腿脚不舒服,一变天就疼。我总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她的膝盖还能长好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