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盘龙城遗址是唐尧王都“翼州平阳”的考古研究
作者：翁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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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是长江流域考古发现的重要青铜时代城址。自20世纪发掘以来，主流考古界普遍将其解释为商王南土行都，视为早商时期南方的政治与军事据点。然而，结合古文献与最新考古成果，本文提出新的解释框架：盘龙城遗址并非殷（商）代附属城邑，而是帝尧的王都——“翼州平阳”。
文章通过文献学、地名学、考古遗迹与天文宗教观念等多维分析，论证盘龙城在地望、功能与文化内涵上更符合“唐尧之都”的历史定位。同时，本文指出山西陶寺遗址虽规模宏大，却并非尧都，而是舜“分北三苗”时安置尧裔所建立的唐国方国。由此，盘龙城与陶寺的并存关系，构成了“翼冀协同”的格局，成为华夏文明早期“王都—方国”政治形态的写照。
此一结论，不仅重塑了尧舜禹传说的历史实质，也对夏殷周断代框架提出了重要修正，并为中华文明南方起源提供了新的证据。
关键词：盘龙城遗址；尧都；翼州；平阳；陶寺遗址；翼冀协同；古史考古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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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尧帝王都的地望问题，历代争议不休。山西临汾、长治、山东菏泽、河北唐县等地皆自称“尧都”。这些“尧都”往往依靠地方志、传说或地名学推导，缺乏确凿的考古支撑。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随着山西陶寺遗址的发掘，一些学者将其视为“尧都平阳”，认为它是“中华第一城”。
然而，考古学上的陶寺虽然规模宏大，却并未出土与帝尧相关的明确铭文或礼制符号，更多体现的是舜制及尧后裔的文化痕迹。与之相比，武汉盘龙城遗址在地望、遗迹规模、礼制遗物、水利背景与宗教符号等方面，更符合《尚书》《竹书纪年》所载的“翼州平阳”。
因此，本文的核心主张是：盘龙城是唐尧的王都，而陶寺是舜“分北三苗”后安置尧裔的唐国方国。两者共同构成“翼冀协同”的文明格局，揭示了早期华夏国家的“王朝—方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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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迹与伪说：传统“尧都”定位的再审视
（一）山西“平阳”地望的局限
山西平阳地处黄土高原边缘，缺乏《尧典》中所述“大水横流”的地理背景。尧典描述“汤汤洪水，浩浩滔天”，意味着帝尧的政治中心应位于治水核心区。江汉（江夏平原）流域才是洪水最严重之地，山西缺乏这种环境基础。
（二）陶寺遗址的误读
陶寺虽有天文观测台和大型宫殿遗迹，但它更像是舜王朝北方方国的政治中心，而非帝尧王都。其文化遗存与后续夏文化衔接紧密，显示出它在“尧—舜—禹”过渡中的特殊地位。
（三）“尧都”多为后裔纪念
山东、河北等地所谓“尧都”，多是后裔分封、纪念或追慕所建的“故土重名”，并非帝尧本部。由此可见，传统“尧都北说”并不足以解释盘龙城与古文献的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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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盘龙城遗址考古成果与“尧都”特征
（一）规模与功能
盘龙城面积超过120万平方米，拥有三处大型宫殿基址，呈前朝后寝布局，符合王都礼制要求。
（二）遗物体系
出土青铜器、玉器、漆器与陶器作坊，显示这里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礼制与手工业中心。大规模陶业体系尤其呼应了尧任“陶正”的史实。
（三）水利与城防
考古揭示盘龙城城壕系统、堤防遗迹，与大水抗争的背景相符。盘龙城坐落于长江支流交汇处，正是尧典所记“洪水怀山襄陵”的区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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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献互证：尧、翼州与平阳
（一）《尚书·尧典》
“汤汤洪水，浩浩滔天”，记载洪水威胁，印证盘龙城的地理处境。
（二）《尚书·禹贡》
“翼州既载壶口”，并非山西壶口，而是长江三峡入口之“壶口”，与江汉流域契合。
（三）《竹书纪年》
记载夏启宴诸侯于“翼都”，说明尧都不仅在尧时存在，还被后世夏王尊为政治中心。这为盘龙城是尧都提供了强力文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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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源与人统：尧帝、陈锋氏与盘龙城
（一）陈锋氏的族源
尧母陈锋氏，源于陈—丰二族，其文化记忆与南方稻作传统密切相关。
（二）南北交融的王权
尧的族源与稻作、青铜文化高度融合，盘龙城正是这种文明交汇的核心区域。
（三）“陶唐氏”的由来
尧被称为“陶唐氏”，一方面源自族号“唐”，另一方面也反映他曾为“陶正”。盘龙城的大规模陶作坊，正是这一称号的考古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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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文与地理的双重指向
（一）翼宿与尧的出生传说
《竹书纪年》载尧母履大野之“翼宿”而生尧。翼宿属于朱雀南方星区，其地望正对应楚地。
（二）“天上翼宿、地下翼州”
盘龙城所在江汉地区，正好呼应“翼宿—翼州”的地理—星象对应。
（三）考古符号与朱雀崇拜
盘龙城出土器物中出现朱雀意象，与翼宿崇拜吻合，显示宗教观念与天文记忆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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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水与都城：尧都选址的生态逻辑
尧时洪水横流，帝都必须位于治水前线。盘龙城所在江汉汇流区，正是洪水最为凶险的地段。遗址的堤防、壕沟与水利设施，说明其居民长期与洪水抗争，这与尧典记载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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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帝尧“天子器”与考古证据
“鈇钺”为天子生杀大权的象征。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中，与钺形器高度相关，显示出帝王礼制的存在。这些器物在文明谱系上，与良渚及殷墟形成呼应，说明盘龙城在文明演进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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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翼冀协同：早期王朝与方国形态的写照
翼冀协同：华夏文明早期王朝与方国形态的写照
（一）翼州与冀州的文献语境
早在先秦文献中，“翼州”与“冀州”就经常成对出现。《尚书·禹贡》记载：“翼州既载壶口，冀州既载浍水。”在九州体例中，翼、冀并列，显示它们都是国家治理的重心所在。传统学界往往将“翼州”视作山西壶口，冀州则对应晋南。然而这种解释有明显局限：其一，翼州在文献中的地望多与“江汉”相关，而非黄河壶口；其二，考古上晋南的陶寺虽规模宏大，但在文明属性上与“帝都”并不完全吻合。
若结合盘龙城的考古发现与长江中游的地理格局，我们会发现“翼州”的核心应在江汉地区，而非山西。盘龙城作为长江支流汇合处的大城，拥有宫殿基址、城防体系、礼器制度，与《尚书》所描绘的尧时“翼州”高度契合。相比之下，晋南陶寺更适合理解为舜时“分北三苗”之一，是尧裔分封后的方国，并非帝尧的王都。
（二）盘龙城：帝尧王都的本部
盘龙城的考古资料显示，它并非单纯的区域性聚落，而是具有早期王都特征的大型城址：
1. 宫殿建筑：遗址出土三处大型宫殿基址，形成前朝后寝的格局，这是王权中枢的标志。
2. 礼器体系：青铜器、玉器、漆器并存，显示出完整的宗庙祭祀体系，符合帝尧“德礼治国”的记载。
3. 水利与治水遗迹：城址周边发现的堤防与水利设施，与《尧典》“汤汤洪水，浩浩滔天”的时代背景相呼应。
4. 手工业与陶作坊：大规模陶器作坊遗址，正符合尧任“陶正”之说，强化了盘龙城作为尧都的合理性。
这些证据说明，盘龙城的功能远超地方性城邑，而是中央政权的象征性所在。
（三）陶寺：舜分封的唐国方国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临汾，面积宏大，宫殿区、观象台等遗迹保存良好。但若结合文献与历史脉络，陶寺更接近“舜分北三苗”之一的方国性质。
《尚书·舜典》载：“流四凶族，遏绝苗民。”《竹书纪年》记舜“分北三苗”，把不同族群迁徙安置于北方。其中一支即尧之裔，建立“唐国”。陶寺正是这种分封格局下的产物。它虽具王都规模，却不是帝王本部，而是依附于中央王朝的方国，性质类似于后世的“诸侯国”。
因此，陶寺与盘龙城的关系并非“谁是尧都”的二选一，而是王都与方国的互证。陶寺承载的是舜王朝对尧裔的安置与分封，其存在证明了早期华夏政治已经形成“中央—属国”的格局。
（四）翼冀协同的历史意义
所谓“翼冀协同”，就是指：
• 翼州（盘龙城）：帝尧的王都，是中央王权所在；
• 冀州（陶寺）：舜所分封的尧裔唐国，是方国之一。
二者的关系不是重复，而是互补。翼州作为核心，掌控礼制、治水、祭天，冀州作为属国，则在北方承担防御、拓展、生产等功能。
这种关系揭示了早期国家的雏形：它并非孤立的单都，而是中央本部与方国分布的网络化政治体制。这与后世夏殷周的“天子居中、诸侯分封”一脉相承。
（五）对中华文明早期国家形态的启示
翼冀协同的格局，说明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备了“王朝—方国”的双重形态。
• 王都集中在长江中游的盘龙城，体现中央集权的萌芽。
• 方国之一国分布在晋南的陶寺，说明中央通过分封、迁徙管理族群，形成了以王权为核心的区域联盟。
这与西方古代文明的“单一城邦国家”不同，显示了中华文明早期的独特性：它自诞生起便走向“大一统”的雏形。
因此，盘龙城与陶寺的并存，不仅是两处遗址的考古对比，更是中华早期国家形态的历史写照。“翼冀协同”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帮助我们理解尧舜时代政治格局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
核心强调：盘龙城=尧都，陶寺=舜分北三苗的唐国方国，二者体现中央与属国的关系，是中华文明早期“王朝—方国”形态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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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山西、山东等“尧都”多为后裔“翻制”之地；
2. 武汉盘龙城遗址在规模、礼制、族源、天文、地理与治水背景方面，全面符合帝尧王都“翼州平阳”的特征；
3. 陶寺遗址则应定位为舜“分北三苗”后尧裔建立的唐国方国，而非帝尧的都城；
4. 盘龙城与陶寺共同构成“翼冀协同”，是华夏文明早期“中央—方国”政治格局的写照；
5. 这一新解释，不仅修正了“尧都”的传统定位，也揭示了中华文明早期王朝与方国并存的形态，为理解夏殷周断代和文明南源提供了新的理论与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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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参考文献
1. 《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尚书·大传》。
2. 《竹书纪年》今本。
3. 《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
4. 《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
5. 《路史》，中华书局。
6. 翁卫和：《盘龙城遗址是尧都翼州平阳》（第一至第八章），2024。
7.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武汉盘龙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