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一）从小过继的童年
1945年农历7月7日（公历8月14），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这一天，在封丘县（河南新乡）一个名叫蒋西村的村庄，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了，她便是我的母亲 。母亲前面还有一个姐姐，就是我的大姨妈，比母亲早诞生两年。母亲之后，我的二姨妈和舅舅相继来到人间。当时的蒋西村，是黄德公社的一个村庄，蒋西地处新乡市火车站附近。记忆中，我们姊妹几个每逢寒暑假会随母亲去外婆家，在我有七、八岁那年，站在外婆家院门外的巷口，可以清楚地听见火车的轰鸣声。上世纪七十年代，人类的现代文明在这里已能清晰地感受到。走出外婆家的门，来到几十米外的大路边，可以看到火车在轨道上由东而西或由西而东缓缓前行，火车上方不时冒出屡屡黑烟，伴随着黑烟的消散，火车在轰隆声中远去了。
在外祖父、外祖母的关怀照顾下，我的母亲及两个姨妈，还有舅舅在一天天长大。那时的中国，依然战火纷飞，但黎明前的曙光已照进了黑暗的中国。母亲出生的第二天 ，即1945年8月15日，也就是农历7月8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四年后 ，即1949年10月1日，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苦难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母亲在世时，曾告诉我们：外公有一个和他同父母的亲弟弟，也就是我的二外公。在她四岁时，因为当时二外婆不能生育，被外公抱着来到了二外公家，给二外公及二外婆做了女儿，也就是过继到了二外公家。母亲过继后的第一年，二外婆便开始教母亲学习清扫庭院。偌大的庭院，一个年仅四岁的小女孩，根本没有力气一口气扫完，打扫几下便累了。二外婆便想办法引导母亲坚持扫完。当母亲累了，二外婆便会指着前面的地方说：“看，扫到那儿便可以歇歇了。”于是母亲又鼓足劲头，小手紧握笤帚接着往前扫。但当扫到二外婆所指的地方时，二外婆又指着更远的一点地方说：“现在还不能停，再往前扫一点就可以歇歇了。”就这样二外婆把目的地一次又一次地延长，母亲虽然很累，但她捶捶酸痛的腰，搓搓发麻的手，一次次坚持着，终于把大庭院扫完了。
母亲在学会打扫院落之后，不久二外婆又教母亲学会了洗衣、烧开水、灌热水瓶等家务活儿。五六岁时又学会了烧稀饭、简单的炒菜，七八岁时又学会了和面、擀面条、下面条等家务活儿，还学会了用纺车纺线，不到十岁便学会了蒸馍头、烙饼等，十岁后，各种家常便饭便基本难不倒母亲了。母亲八岁进入蒋西小学读书，母亲每天放学回到家，都要干二外婆安排的家务活，经常是吃完饭不能立即去上学，只有听见学校上课铃声响时（家离学校只有几百米），母亲才赶忙扔下手中的活儿，急匆匆地向学校狂奔，因此也经常迟到。老师了解了母亲的情况后，也不便说什么，就让母亲进教室上课了。回到家里，母亲几乎没有看书学习的时间，因为二外婆把每天的家务活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但母亲在学校读书非常用功，加之天资聪颖，因而每次的考试成绩总能名列前茅。
母亲天生有一个好体质，又经常进行家务劳动，且每天跑着上课，日久天长母亲体质比同龄小女孩明显强壮。虽然是女孩，但她在学校经常与同班男孩比赛跑步，看谁跑得更快些，其结果也经常是母亲领先。许多女孩不敢玩的游戏，不敢做的活动，她敢和男孩一决高低，与男孩爬树溜坡绝不在话下。二外婆家门口有两块大石礅，当双休日家务活与作业都完成后 ，母亲便与男孩子们一起在大石墩上跳上又跳下，尽管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但母亲依然和大家欢笑着，感到快乐无比，浑身有无穷的力量 。
（二）好学含屈的少年
从蒋西小学毕业后，1957年，12岁的母亲顺利进入新乡市城关中学就读；三年后，1961年，15岁的母亲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新乡市第一中学读高中。
众所周知，1959——1961年，是中国百年不遇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干旱、霜冻、水灾、台风等自然灾害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加之1960年，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想进一步染指我国的主权，对我国实施进一步控制，因此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的相关部门正式向我国外交部发出通告，要求所有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限期返回，不再对我国在各方面实行技术及物质援助。苏联采取的措施还不仅于此，当时正是我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最为严重恶劣的一段时间，整个国家处于非常艰难的时候，苏联从政治和经济上大力施压，要求我国迅速归还欠款以及物资，试图以各种方式压垮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国要偿还清所欠苏联23亿人民币的外债。因此，本来就贫苦的广大人民，其生活状况不断下降，全国各种食品紧缺，各地饥荒严重，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母亲当时作为千千万万普通中学生中的一名，也响应国家发出的“勒紧裤腰带，还清苏联债”的紧急号召，从初中到高中，母亲和千千万万的学子一样，背着干粮去求学。在学校每天吃着干粮，喝着开水，很多时候没开水就只能喝凉水。从家里背到学校的干粮，多半是硬邦邦的黑馒头，每天只能吃两顿：早餐和中餐，一顿各吃一个馒头，晚餐不吃。因为每天多吃一个馒头，拿的干粮就撑不到周底，所以晚上只好饿着肚子。有时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多吃一个馒头，这样不到周末馒头就被吃光了，最后一天就只能饿着肚子上课。经常周六下午回到家，看到家里能吃的东西，母亲就乱七八糟、狼吞虎咽地吃一顿填饱肚子。即使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无论在初中还是高中，母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品学兼优，二外婆家内屋的墙上到处贴满了母亲获得的各类奖状。当时二外婆家，白天在屋子烧炉子做饭，冬天烧炕取暖，墙面被烟熏得乌黑一片。因为生活艰苦，也没有条件买涂料刷白墙面。二外爷曾风趣地说：“这数不清的奖状贴在墙上，既挡住了黑墙面，红红花花又很好看。” 一番话逗得全家哈哈大笑。
在母亲考上初中那一年，也就是1959年，二外婆又给母亲抱回了一个弟弟，也就是我后来的二舅。 这个二舅是二外婆亲戚家的孩子。从此二外婆和二外公有了两个孩子。但自从二舅来到二外婆家后，母亲似乎明显不受待见了。每逢周末从学校回到家，几乎所有家务都由母亲一人去干，稍有不周便招来二外婆的训斥漫骂。二外公年龄比二外婆大一些，而且他性格敦厚仁慈，根本不是二外婆的对手，所以即使母亲受了委屈，二外公一般也不吱声，母亲明白自己在家中的地位，也只好忍气吞声，她在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远离这个让她存有满腹委屈又不便诉说的家庭。
1962年，也就是母亲上高二那年的冬天，有个周末母亲回到家，二外婆便让母亲把家里的几条张床单拿到河里去洗，母亲不能有半点违抗，端起盆里的脏床单就来到村头的河边。清澈又冰冷的河水汩汩流向前方 （有的地方结冰了）。母亲蹲在河边，把皂荚（当时还没有洗衣粉、洗衣液等）均匀涂抹在床单上，在河边的大石头上不断用力搓洗着。虽然双手冻得又红又肿，但她丝毫不能停歇，洗得太慢了，害怕又招来二外婆的责骂。洗到一半时，母亲感到腹部疼痛难忍，浑身无力。她知道自己来月经了，但她还是坚持把几条床单洗完了。等她端着洗好的床单回到家里时，腹部疼得更加厉害，经血淋漓不尽。母亲强忍痛苦，她不敢对二外婆讲，因为这种情况需要看医生，看医生就要花钱，一说花钱二外婆肯定又要大骂一通。母亲为了不招来二外婆的骂声，只好自己忍着剧痛，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一碗接着一碗地喝着开水，并悄悄用热毛巾暖着腹部，但这些办法并不能止住淋漓不尽的经血。母亲就靠这些她能想到的办法，止血止痛，以至于一个月后经血还不能完全止住，也因此导致了她得了严重的宫寒病 。后来二外婆知道此事，并没有把母亲的病真正放到心上，也没有请大夫给母亲好好诊治，只是让母亲买了些止痛药。母亲因为身体原因，一时不能去学校上课，所以二外婆干脆让母亲休了学。第二年开学后二外婆也没让母亲再去上学。用她的话说：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啥？有个高中文化就不错了！
母亲的班主任看到母亲开学后没有来上学，就来到二外婆家打听原因，当他了解到母亲失学的真实情况后，内心焦急万分，就劝说二外婆让母亲继续读书，但二外婆仍旧坚持不让母亲读书。即使老师磨破嘴皮子，对二外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二外婆仍不肯有半点让步。老师叹了口气，无奈地看着母亲，非常遗憾地说：“孩子，你成绩这么优秀，不上学太可惜了啊！我家一共五个孩子，他们都正在上学，我同时要供五个孩子读书，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如果我家的孩子少一些，我一定供你读完高中，再读大学！”听了老师这一番话，母亲眼含泪水，泣不成声地跪求二外婆能给她这次求学机会。但任凭老师如何劝说，任凭母亲如何跪求，也没能打动我那铁石心肠的二外婆。老师只好再次连连叹气，离开了二外婆家……
从此母亲便与学堂彻底告别了！
（三）求学婚变的青年
母亲被迫辍学后，在家里待了两年时间，便陆陆续续有人上门提亲。在媒人的撮合下，母亲与距离娘家不远的蒋东村一位小伙结婚了。后来听母亲说，这位小伙姓卫，大她三岁，是一位工人，在某公司上班。小伙身高大约1米73，不胖不瘦，长相一般，但他头脑聪明，待人温和，也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家里还有一位四十多岁的母亲，家境比较殷实。小伙的母亲性格开朗，喜欢干净，勤快能干。母亲感觉小伙子的文化程度、脾气性格，还有他的家庭条件都还可以，就只好答应了这门婚事。
母亲在年逾古稀时，回忆往事，她对我说，她那时对这位小伙说不上多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虽然当时在农村十七八岁、十八九岁结婚的男女很普遍，但她一门心思要读书。因为她坚信：读书改变命运！于是母亲在结婚前对媒人说：“要结婚可以，但有一个条件，结婚后必须供我继续读书！”媒人把这个条件告诉男方后，小伙及他的母亲满口答应了。就这样母亲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嫁给了蒋东村那个姓卫的小伙子（至于那个小伙子叫什么名字，母亲并没有具体告诉我）。婚后二人兴趣相投，性格也很合得来，日子过得还算幸福。小伙的母亲，也就是我母亲的婆婆，对我母亲也很好，家务活并不是让我母亲一个人去干，而是她和我母亲一起干，一家人同甘共苦，相互陪伴，其乐融融！
婚后不久，母亲便提出要再次上学的要求，但小伙与他的母亲却以各种理由搪塞我的母亲。他们并不希望我的母亲继续求学，理由是家里经济并不差，又没有什么负担，我的母亲即使不读书，将来不出去工作，依然会不愁吃不愁穿，没有必要再去折腾。没有办法，我的母亲又去找媒人，希望媒人能从中劝说，媒人见母亲执意要读书，只好找小伙和他的母亲去谈此事。几番谈论后，媒人也败下阵来。她对母亲说：“我都磨破口舌了，看来你继续上学的事是不可能了。我现在才知道，他家之所以婚前答应你，是因为他们母子二人在经过打听后，确实非常中意你，小伙也真心实意喜欢你，所以才和你结婚了。婚后他们不同意你继续读书，是担心你考上大学后飞走了，把小伙给甩了，他们不想落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听到媒人这么说，母亲立刻找到小伙子及他的母亲，十分诚恳十分郑重地对他们说：“你们的想法和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要相信，即使我考上大学，将来有了更好的工作，我也绝不会离开这个家，绝不会撇下你们一走了之。我出去读书，不光是为了我个人的前途，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将来有更好的发展。再说你们对我这么好，几乎无可挑剔，我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家！”但无论母亲如何讲道理，如何央求他们，小伙及他的母亲却丝毫不为之所动。
经过半年反反复复的苦苦劝说，小伙及他的母亲还是一点也不松口。二外婆及二外爷也不愿意掺和这件事，他们认为嫁出去的姑娘，属于婆家人，娘家人不方便参与婆家事，而且他们也不想再给自己找什么麻烦。夫家劝说不动，娘家不愿帮忙！母亲无数次在深夜哭泣，她哭泣自己被欺骗了，哭泣上天对她的不公，哭泣自己没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哭泣归哭泣，母亲求学的念头依然非常坚决，不可改变！ 母亲在多次与家人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彻底心灰意冷了！不多久，母亲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又无奈的决定：离婚！于是这段只维持了一年多的婚姻，便因为无法满足母亲求学的愿望而结束了！
那一年我的母亲不满21岁，膝下无子嗣。
（四）命运多舛的中年
1、集体经济时期
第一次婚姻失败后，母亲回到了娘家。21岁的年龄，当时在农村已经很大了。一心想读书的母亲因自己没有积蓄，无法再次进学堂，二外婆更是急于把母亲再次嫁出去，所以母亲内心经过痛苦挣扎后，无奈只好再次听命于二外婆。
1967年，22岁的母亲经人介绍与我的父亲相识并喜结连理，那年我的父亲已年满30岁。 我的父亲出生于1937年，也是新乡市人，父亲从小就非常懂事孝顺，学习勤奋用功，成绩更是出类拔萃。1956年7月，19岁的父亲考入了陕西师范大学（当时叫西安师范学院）两年后，父亲以优异的成绩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从事教育工作。15年后，即1973年，父亲才从延安调回新乡，那年父亲36岁，和母亲结婚有6年时间了。
为什么母亲和父亲结婚时，父亲已30岁？30岁在当时年龄确实已经很大了。原来我的父亲在延安工作期间，也曾有过一段婚史，他的前妻因为生产第二个孩子时，难产大出血，不幸离世，给我的父亲留下一女一男，也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和哥哥，当时姐姐只有七岁，哥哥还不满周岁，嗷嗷待哺。除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家里还有我88岁高龄的曾祖母和我60多岁的的祖父。当时曾祖母年迈，生活基本无法自理；祖父虽然年龄还不算太大，但也步入花甲之年。母亲嫁给父亲，一进门就要扛起侍奉两位老人和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的重担。而且家里的住房条件也很差，基本上都是下雨便漏雨水的危房，最好的房子是院落东边两部半土半砖的瓦房，西边的两间房子和北面的厨房都是用泥坯子垒成的，南面是一堵用泥土垒成的围墙，没有住房。曾祖母和祖父的床上各有一条破旧不堪的褥子，另一间房间炕上只铺了一张烂草席，家里的粮食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用陶渊明笔下的这句话来形容父亲当时的家境，实不为过。这样的家庭情况，哪个年轻女子看了心里能接受，愿意嫁过来？然而面对如此恶劣的家庭环境，几十年母亲却能做到“晏如也”，表现得安然自得，丝毫把这些不放在心上。
时光光在日复一日的紧张忙碌中度过……后来在我人到中年，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懂得人生的不易时，我曾问母亲：“妈妈，当时爸爸家里条件那么差，负担那么重，您为什么要嫁过来呀？”年迈的妈妈看着我，脸上浮起微笑：“孩子，我那时是看中你爸爸是一个大学生，文化程度高。妈妈就是喜欢有文化的人，这样将来后代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自己当了农民，但我还是希望我的孩子能走到人前头啊！”听了妈妈的话，我心中五味杂陈，是难过还是高兴？是酸楚还是喜悦？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啊，母亲看中的是父亲的学识，她并不嫌弃父亲的家境贫寒。这是一颗多么纯洁的心，一份多么赤诚的情，这又是一种多么赤诚的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1962年——1978年），中国农村按国家政策步入人民公社化道路，实行集体经济，土地公有，由公社、生产大队及生产队统一管理，农民在田间劳动，是实行工分制度，一年四季根据参加劳动的多少来记工分，多劳多得。一般家里劳力多的，只要勤快肯出力气，就可以多得工分，劳力少工公分也就少了。母亲嫁过来后，当时家里能参加生产劳动的只有母亲和爷爷，曾祖母年事太高，姐姐和哥哥又年幼，父亲又远在延安，即使他1973年调回新乡，又被分配在离家几十里外的山区任教，山区的交通很不方便，父亲半月甚至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那时候每周是周六下午才放假，不像现在这样有完整的双休，父亲即使周六回到家也已是晚上了，回来后在家只能停留半天的时间，周日下午又得返程去上班。爷爷虽然还能参加劳动，但毕竟已是花甲之年，重体力活也干不动了，只能干些较轻的体力活，全家五口人的农活重担几乎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家里家外所有活计几乎由母亲一人独揽。
1968年，也就是母亲与父亲结婚的第二年，母亲怀了他和父亲的第一个孩子，虽然怀孕了，但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母亲干活不能停歇。有一天生产队让大家用架子车拉黄土填某块田地的大坑，母亲拉着满满一架子车的黄土，吃力地前行着。她弯着腰，每走一步都喘着粗气，终于到达目的地了，母亲用尽全身力气，两手紧握车把，使劲掀起架子车，正准备把黄土倒入大坑里时，突然，母亲下腹部一阵剧痛，她深感不妙，似乎觉察到了什么，腹部的剧痛让母亲不由自主地蹲下身子。母亲脸色苍白，脸上的表情很痛苦，两只手紧紧摁住腹部……旁边有一个队员看见母亲难受的样子，还没顾得上问母亲怎么回事，只见一股殷红的鲜血从母亲裤子下方流了出来，滴在地上。那个队员见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忙喊了另外一个队员过来，两人七手八脚把母亲扶到田边，她俩这才明白：母亲流产了！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母亲流产了！队长知道后，也连忙劝说母亲回家休息几天，母亲回家换了件干净的衣服，只休息了两个小时就继续参加下午的劳动，因为母亲总想着多挣一点工分养活全家人！
不幸的是，由于母亲流产，身体得不到恢复，导致她患上了严重的子宫下垂妇科病，母亲每天腰骶部酸痛难忍，村里也没有一个医生能看此病，村子到县城要走10里路，家里也没有交通工具，父亲当时还在离家几十里外的林塬山区任教，母亲的病没有条件得到尽快医治。后来母亲听说村里一位兽医曾给一头牛看好了子宫下垂，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母亲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请这位兽医试着给自己看一下。兽医看到母亲很痛苦的样子就决定先试一试。好在那位兽医开的处方比较管用，母亲的病也渐渐好了起来。两年后，我和我的弟弟、妹妹相继来到人间，我们姊妹三个分别相差两岁，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已长到5岁了，最大的姐姐正上小学五年级。
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曾祖母去世了，祖父年龄也越来越大，我们五个小孩都还小，父亲在外教书，里里外外帮不上母亲，母亲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了！面对这种情况，母亲每天只有不眠不休地劳作，才能勉强养活全家七、八口人！ 也许有人问父亲的工资哪里去了，贴补家里一些，母亲不是能轻松一些吗？是的，那时父亲每月有30多元的固定工资，但这30多元的固定工资也要一分为三，其中一部分给爷爷，一部分接济姑姑（因为父亲上大学时，家里非常贫穷，姑姑为了能让父亲继续读书，自己缀学在家，和爷爷爷辛苦劳作供父亲读书。父亲内心很感动和内疚，他曾对姑姑表示，将来自己的日子过到什么地步，也要让姑姑的日子过到什么地步），另一部分父亲给自己留作生活费。那时姑姑嫁到师寨镇的一个叫安庄村的村庄。安庄村地势较高，常年缺水，由于缺水，庄稼收成没有川道好，而且姑姑也生有五个子女，生活负担很重，所以姑姑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因父亲对姑姑有言在先，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妹妹一家人日子过得过于艰难，于是就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工资接济给了姑姑。
父亲的工资就这样一份三分，作为妻子的母亲，没有享用父亲工资的一分钱。没有父亲工资的贴补，全家七八口人的每年吃、穿、用， 母亲只能靠田间劳动，靠自己的体力，换取微薄的收入来勉强维持。一年365天，母亲每天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无休止地运转。尽管母亲拼尽了全力，甚至比一个壮年男子都吃苦能干，尽管一家人非常节俭，但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
每当家里偶尔做一顿好饭，母亲总想着给爷爷多留点，因为爷爷年龄大了，需要补充营养。村子每隔一段时间在晚上放映一部电影，爷爷年龄大了腿脚不灵便，不能前去观看，母亲每次看完电影回来，就坐在爷爷的床边，给他详细讲解电影的故事情节，和他一起分享观看电影的快乐。当时我经常趴在母亲膝盖上，一起听着母亲绘声绘色的讲解，那种感觉仿佛重新把电影看了一遍一样。每到冬天天冷，需要穿棉衣，母亲总想着给姐姐哥哥做新的，我和弟弟妹妹时常穿哥哥和姐姐穿旧的衣服。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一件新衣服，先是老大穿；老大穿小了老二穿；老二穿小了老三穿。当时很多人的生活都不富裕，因此乡间村落经常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面对艰苦的生活，妈妈也经常打趣说这句话，因此旧衣服穿在身上，我们心里也乐滋滋的。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还是在母亲爱的哺育下一天天健康快乐长大。
我们村上有一所小学，上世纪70年代，学校缺一个代课老师，由于农村人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好长时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代课老师。当村长得知到母亲是高中文化后，就来到家里征求我母亲意见，想请母亲去学校任教。母亲当时很想去，因为这样她从小到大学到的知识就可以派上用场了，而且不用干生产队那么繁重的体力活。但母亲经过反复考虑之后，还是谢绝了村长的一番好意，因为母亲看到家里老老小小一大家子人要她养活，她不能撇下这一大家子人，自己去独享清福。就这样，母亲又一次失去了能改变她命运的机会。当时的任课教师虽然只是民办教师，但国家后来统一给这些民办教师转正了，变为正式的人民教师，彻底吃上了皇粮，成为国家干部！每每想起这些，我的心里总是一阵阵绞痛，眼眶总是一次次湿润……母亲啊母亲，您为什么总是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一丝一毫？！
大概在1977年，生产队的记分员由于工作不够认真仔细，常有队员找到队长，说给自己记的工分有误，他们意见很大，队长为此很是头痛。于是队长找到母亲，想让母亲来兼职干此项工作，母亲答应了。于是母亲每天白天在田间劳作，晚上在家里给队员记工分。在我的记忆里，清清楚楚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母亲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当时有电灯，但电灯比煤油灯费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仔仔细细给每位队员记着工分，记完后，她还要仔细再核对一遍，直到准确无误为止。自母亲记工分以后，从没有一个队员因为记错了工分再找过队长，队长和社员们都夸母亲细心认真，办事能让大家放心。想起这段往事，我曾问母亲：“妈妈，您白天要到田里干那么繁重的体力活，回家还要忙家务，已经很累了，您为什么还要揽下这记工分的活儿？”母亲笑着说：“对长这么信任我，我怎能拒绝他？我给大家把工分记好了，大家心里踏实了，没有后顾之忧，大家就愿意积极参加劳动，劳动的积极性高了，大家的工分不是更多了，生活不是能更好些吗？”我的母亲呀，就是这样一个心里只有大家，只有他人的人！
我的母亲不但不怕吃苦、勤劳能干，而且善待乡亲，乐于助人，与左邻右舍，与生产队的社员们相处和睦，关系十分融洽。每当哪家需要帮忙，只要母亲力所能及，她从不推辞。母亲不但农活与家务活样样精通，而且还自学裁剪衣服的技术，在村里还是一名出色的裁缝。生产队集体经济时农民收入普遍低，没有余钱买衣服，而且很多家庭妇女自己不会做衣服，于是找到母亲帮忙，母亲客气地收下别人送来的活儿。特别是每当临近春节前一半个月，请母亲做衣服的人就更多了。为了让别人在春节前能穿上新衣服，母亲有时通宵达旦不休息，在灯光下为大家缝做新衣，而我们姐姊妹几个的衣服常常到了大年三十还没有做好，在大年初一，当别人穿上新衣服高高兴兴迎新年的时候 ，我母亲才急急忙忙为自己的孩子赶制新衣，直到了大年初一晚上，我们才能喜笑颜开地穿上盼望已久的新衣服。当母亲讲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问母亲对让她做衣服的乡里乡亲，心里有抱怨吗？母亲仍旧笑着说：“哪会抱怨呢？都是乡里乡亲的，谁都有个难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