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智力测验，很大程度受益于一个英国绅士——弗郎西斯•高尔顿(1822——1911)。

小时候的高尔顿，显出了过人的天赋

2岁学会阅读，4岁会写信，5岁能读任何英文书。上了剑桥大学，主攻数学。后来听说在数学方面有人比他强，当即崩溃，说什么也不上了。父亲希望他学医，可他对医学不感兴趣。好在家里有的是钱，高尔顿过了“自由生活”去过苏格兰围猎，还和几个校友去非洲转了转。

虽说高尔顿不愁吃喝，可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二十八九岁时，带着对未来的迷茫，拜访了一位颅像学家(通过测量人头颅形状和大小以预测人未来的砖家)，砖家见他脑袋小，就断定他不适合搞学术。

好在高先生没听这位砖家的。之后去了非洲，回来后己所见所闻写成游记，大受欢迎。又凭自己测绘的地图，成为了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1859年，他的表哥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在该书的启发下，他想到了用物竞天则之法改良人种，即优生优育。60年代在报刊上宣称，血缘传承的智力特征主宰每个人的成败。在他的著作——天才与遗传中，用数字说明，人的智力是遗传获得的。在他画的智力钟形曲线中，最左侧人群，智力最低下，包括罪犯、乞丐、流浪汉。中间的人数最多，是令人尊重但不聪明的劳动者。智力水平最高，社会地位最高的在右边。他提出应仅允许智力最高的生育。

但他发现，多数天才崭露头脚时，已步入中老年，错过了最佳生育时机。(他本人终生未婚)所以，有必要用一种检测手段以鉴别出智力高的男女。高尔顿有句名言：“能计算的就计算。1884年，伦敦的国际健康博览会上，高尔顿得到了一个长十米，宽一米的展位。里面有十二台设备，检测人们的各种能力。接受测验的人被领到一个光线昏暗的检测室，被测从一个木箱里挑出一张纸条，轻声念出上面的字。

用一个圆筒轮流对在被测人的两耳，他在圆筒另一头敲击硬币，以测试听力。高尔顿甚至测量人们的身高体重和左手中指的长度。(这些和智力有什么关系呢？你可能会问。因为高尔顿坚信，智力越高，身体越好，反应越快)

高尔顿没有测人的头部大小。他注意到多数女性的头不如男性的大。因此他能肯定女性稍欠能力。可他也是小脑袋，做出的成就却有目共睹。可见，头颅大小并非智力的决定因素。

为了验证他的所得数据和人生成功相关，发明了新统计方法。出人意料的是，结果表明，他得到的数据和人的能力几乎没有关系。他的统计方法却留了下来。他有不少粉丝。其中冯特的一名学生，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就把他的测量方法带动了美国，并发扬光大。

晚年的高尔顿，写文章，作演讲，宣传他的优生学理论。在他看来，对病人和需要帮助者有任何慈善行为都是浪费。他们先天就有缺陷，无论如何帮助都改变不了这点。应该“劝”他们放弃生育。社会给予他们“关爱”如若不然，则应把他们视为国家敌人。

1911年，高尔顿在争议中去世。

法国人比内(1857—1911)制定了最早的智力评估量表。他是由母亲单独抚养长大的。他考下了律师执照却从未做过律师，考进了医学院却从没当一天医生。他对心理学着了迷。也读了高尔顿的书。尝试做一些实验，均以失败告终。

19世纪80年代末，他的两个女儿——玛德琳、艾丽丝都不满五岁。和多数家长一样，比内注意到姐妹俩个性完全不同。玛德琳学走路时，非要确定周围有物体依靠才会前进。艾丽丝无论有没有依靠，都会不顾一切向前走。他用高尔顿的方法测他两个女儿的能力。发现：只要孩子们集中注意力，她们的反应速度不比成人慢。而且只要涉及感觉敏锐的测试，成绩往往比大人还好；但她们的语言表达水平不及成人。据此，比内提出智力测验要把孩子和成人加以区分，智力测验应该测人内心的想法。这是智力测验理论的一大突破！

20世纪初，法国政府出台全民教育法，要求所有适龄儿童都要接受一定年限的教育。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力有缺陷的孩子因为跟不上教学进度，故不能让他们进入课堂。那么，怎样区分智力正常不正常的孩子呢？

为此，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相应检测工具的委员会，比内成为其中一员。

开始，比内和他的助手西蒙将一些问题(他测试自己两个女儿的想法)摆在被有经验的医生和教师认定的正常和不正常的孩子间。发现两组得分差不多。于是乎，二人把年龄考虑进来，决定，对今后开发的试题，能答对题目的正常孩子应比不正常的孩子小。如果孩子的心智年龄小于实际年龄，就可判定其有智力缺陷。

这样，在1905年，世界第一个智力量表，比内——西蒙智力量表诞生了。

比内智力量表在美国的传播离不开两位美国心理学家。戈达德(1866—1957)和推孟(1877—1956)。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大量移民涌入，学校拥挤不堪，为鉴别出谁更适合上学，急需测评工具。1908年，戈达德赴欧洲访问。在比利时，得知比内测试题，还得到了一页要关他的描述和最新版试题。回国后，将之译成英文，并作了些小改动。

拿着试题，戈达德首先去说服医生们接受。当时，医生们对诊断智障病人束手无策。在1909年的低能人研究年会上，他试探性地介绍了比内的方法，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之后戈达德又将比内量表推广到教育方面。

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了对低能的遗传研究。两年后，出版卡利卡克家族一书(他本人宣称，卡利卡克的意思是无名者，但在希腊文中，卡利意思是好，卡克的意思是坏)这一家族可追溯至独立战争期间。一个叫马丁的人和一个低能的酒吧侍女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480个后代里，正常的只有46人。马丁娶了一个正常女人，这一支有496人，3人不正常。

现在看来，戈达德的调查研究存在很大缺陷。如时间短、证据单一、主观推断成分浓、未考虑环境因素。但书中“低能是遗传的”这一结论被广为散布，一些人提议杀死所有智力低下者，他觉得只要把他们关起来，不让他们有后代就行了。

与戈达德一样，推孟也是比内量表的倡导者。他于1916年修订该量表，编成了一套更复杂的题。在他的手上，智力测验的结果有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智商。从此，所有的智力测验结果有了定量描述。

此外，他还对一批高智商的儿童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发现与一般儿童相比，天才儿童，不但智商高，更高的个子，更宽的肩，更大的肺活量。与传统印象完全相反。他们大部分上了大学，取得了较高的学术荣誉。到了中年，非但没江郎才尽，反而更出类拔萃。他们从事着令人尊敬的职业。

关于这项研究的争议始终存在。首先，被追踪的儿童大多来自城市白人家庭。其次，被选上的人知道自己被选上，会不断给予自己暗示。此外，推孟也参与他们的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助他们成功。

1917年，美国宣布参加一战。耶基斯(1876——1956)安排心理学家们可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他们能为战争做什么。会后，他访问加拿大，征求权威人士意见。回国后在费城又安排了由七位心理学家参与的(包括他本人、戈达德、推孟)会。决定集中精力发展适合军方选拔士兵的测验。

工作的开头，耶克斯坚持对入伍新兵作一对一的测试。这对人员多，讲求效率的军队而言，明显不可行。

于是他们在瓦恩兰德组成了一个开发团队。用一个月时间编出了一份能团体施测的试卷。这一试卷分为A、B卷。A卷称陆军甲种，有八部分，用于文化程度高的士兵。B卷称陆军乙种，七部分，用于文化程度低和文盲的士兵。测试时长不超过一小时。

战争中，耶基斯被任命为少校，以组织心理测验项目开展。该项目截止到1919年1月。有1726966人接受测验。占应征者的一半。只是，它的可信度令人生疑。尽管被告知要和善对待受测者，监考人员态度依旧恶劣。尤其是乙考场的监考人。许多监考员一见黑人，就把他领到乙场，跟本不考虑他们认不认字。监考守则更是奇葩，无论应试者懂不懂英语，监考员必须用手势解释考试规则。这让不少应试者手足无措。而且多数基层军官认为，智力测验纯属浪费时间。一位军官嘲讽做智力测验的心理学家们如“一帮文艺评论家，他们会指出我手下的人哪些最帅，要么像一群教士，向我指出哪些是忠实的教徒。智力测验得低分的新兵往往成为好兵，一个总被评为“减”的士兵(优、良、中、减、差)的士兵是个忠诚、可靠、开朗、心态稳定、乐于助人的模范士兵，这样的兵，谁会在意他的智力！？”

虽然面对着种种质疑，智力测验还是因在战争中的表现而在战后获得了大发展，人们狂热地推崇它，毫无怀疑地相信它，最终导致了一场灾难。

1923年夏，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叫卡丽•巴克的姑娘，面临着诸多人生问题。自幼父母双亡的她一直跟养父母多布斯生活。有这年，养母的侄子强奸了她，致使她了身孕。

她的养父母打算掩盖侄子的罪行。于是向红十字会报告说他们家有个怀孕女孩。还向当地法院递交起诉书，声称卡丽•巴克患有癫痫和智力缺失。他们出于好意才收养了她，长期以来他们已经尽力。

次年一月，法院传唤卡丽及其养父母到庭。由两个医生组成的委员会裁定她是否为癫痫和智力缺失患者。然而，委员会未经任何鉴定，就认为卡丽有问题。多布斯夫妇的证词空泛含糊、前后矛盾。法官问卡丽的行为有多怪异，多布斯夫妇仅回答是“行为怪异”。在案件审理初，他们说她以前从未出现过癫痫、头痛、抽搐等症状，后又改口说她的癫痫打小就有。

凭这些，法院裁定卡丽应该被收容！

卡丽一言不发。

还是这年六月，卡丽的女儿维维安出生。多布斯夫妇又收养了她的女儿。

生完孩子后不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威廉把她交给了收容所。这里气氛压抑地可怕。大多数成员都是被遗弃的孩子。当时，低能人威胁论甚嚣尘上，大批被认定为智力缺失者被收容，人们天真地相信这样做能让犯罪、贫困等社会问题大大减少。尽管科学的发展已说明智力也受环境因素影响，智力由某一基因控制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人们对智力缺陷者担忧如故。

在卡丽•巴克案之前，大多数州把强制绝育视为非法。给低能人做绝育，都是秘密进行的。收容所负责人普里狄在她进收容所两个月后在董事会全体会议上对董事们说，他给她做过智力测试，结果证明她是个重度低能人。还说她有个非婚生的智力有缺陷的孩子。应该给她做绝育。

为了试探州政府是否支持绝育法，董事会决心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为卡丽请了律师——收容所前董事怀特黑德。结果可想而知。此案历时三年，最后联邦最高法院判定为卡丽•巴克做绝育手术。

卡丽•巴克始终保持沉默。

截止到1932年，共32个州通过绝育法。

1980年，一个叫保罗•隆巴多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巴克案。他开始收集相关资料并在卡丽临死两个月前见到了她。他发现，尽管她只读了五年书，却上了六年级

。老师认为她品行兼优。她没犯过任何罪。她喜欢读书。她是教堂唱诗班的成员。即使在临去世前，仍能清晰地用语言表达，准确地回忆童年经过的各种事件。

她一生都在帮助别人。她说：“我一辈子都在设法帮助他人，以慈善之心对待每个人，若不善施舍，必枉为好人。”

她的女儿维维安在8岁时死于不明疾病，她上过几年学，她的名字常登在光荣榜上。

她不是傻子，她们不是傻子。。。

卡丽•巴克案的影响波及欧洲。希特勒曾以极大兴趣研究过美国的绝育法，在他1933年掌权后，即颁布预防遗传性疾病扩散法，几乎是美国法律的翻版。

法律规定，所有医生及精神病院、监狱收容所的负责人，对患有一种或多种遗传性疾病的人必须及时举报。到二战结束，共40万人被实施绝育手术。超过所有国家完成的总和。同美国一样，被绝育是多是贫困的、没有任何权力可言的女性。在当时的德国，即便是纳粹党员，如果被认定为智力缺失，也必须绝育。他们的准则是宁可伤及无辜，不可漏掉万一。

在德国的智力测验中，几乎找不到科学的成分。试题编制的流程大体是这样的：编题人品着咖啡，挑选了一些自认为受过教育的普通德国人都能回答的问题，然后匆匆忙忙地把它们编排到一起。其中许多问题依赖于文化教育背景，还有一些题没有明确答案，如“假设你买彩票中了大奖，你会做什么？”有时，医生的主观印象也会影响最终结果。

一个叫欧文•安曼的年轻人，他在测试中回答问题之准之快皆出人意料，但医生凭他的相貌，就是断定他智力低下，提议给他做绝育。医生的意见竟被采纳了！

就这样，智力测验成了纳粹制造人间惨剧的工具。。

英国心理学家西瑞尔•伯特(1883——1971)终身从事智力研究。

他的父亲承袭祖业，做了医生。全家生计靠他微薄的出诊费维持。小伯特是靠奖学金完成学业的。他身体欠佳，喜爱广泛阅读。15岁时，读到一篇介绍心理学的文章，并做了笔记。

他也常随父出诊。认识了父亲的一个病人——高尔顿。热情的高先生经常讲起他的发现。

二十岁，入牛津学习经典课程(古典语言、文学、古代史、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第二年，想学医，校方不许。

当时的牛津，心理学虽仍隶属于哲学，但学科带头人麦独孤却不反对实验。他选了四个学生开展实验工作，伯特就是其中一位。他还有意安排伯特参与一项由高尔顿主持的心理测验研究。这对伯特选择心理学为终身职业起了关键作用。

1908年夏，赴科学心理学发源地——德国深造。他为德国便利的研究条件惊叹同时也为英国在这方面的落后而深思。为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他很快适应了德国人的工作习惯：每天工作十小时，周末也不例外。正是这段在德国的经历促使回国任教的他专注于研究智力。

第二年，在利物浦大学任教的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一般智力的实验测试。此后，他发表的大部分文章都与智力有关。伯特认为，智力是“先天的、一般的、认知的能力”智力是相对而言的智力平常者多，上智与下愚人数较少。男女智力差异并不是很大。智力差异不能完全归于遗传，环境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当时难能可贵)

1913年，开始收集双生子(双胞胎)的智力状况的资料，前后五十年。他通过采集分开抚养的同卵、异卵双生子的数据，加以分析，发现不同环境下，双生子智力水平仍非常接近。说明智力更多的取决于遗传。

还是在1913年，伯特就任伦敦议会首席心理学家。英国官方自此认可了心理学。那时，智力测验是心理学走出实验室，应用到现实的主要工具。伯特把智力低于70的学生定为缺陷组，占总数的1.5%

将智力在70~80的定为落后组，占学生总数的10%对他们进行特殊教育。智商在130以上的学生，伯特同样十分关注。他积极为这些学生争取机会，获得奖学金，不在意学生出身如何。这为他赢得了尊重。

然而，他的另一工作却引发了争议。他认为智力到11才固定下来，国家应对11岁以上的学生进行智力测验，一测定终生，成绩差的入现代学校，成绩好的入文理学校(只有进文理学校学习才有进入大学深造的可能)。这就是11岁以上测试体系。

这一测试体系剥夺了那些看似智力落后，而不得不进入现代学校的孩子们上大学的机会。

伯特还热衷于推动民间智力组织的发展。他对门萨早期的组织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开始，门萨被视为社会的邪恶力量，而他仍一如既往的支持。

1946年，被英国王室封为爵士。

1950年退休。继续担任英国统计心理学期刊主编直到1963年。(他于1947年任该职位，其多数文章在此期刊发表)他还像退休前那样，继续在BBC等电台做系列演讲。可惜效果大不如前，BBC对他的评价是“太多观点已过时”。

1971，在作了最后一场有关智力的报告后，不久即逝世。

伯特一生成就斐然，死后却险入了空前的争议中。1972年在斯顿大学心理学系座谈会上，凯门公开质疑伯特对双生子的研究，指出，在他1955和1966年两篇文章中，一起抚养的同卵双生子由83对增至95对，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由21对增至53对，而它们的相关系数直到小数点后三位仍然一致。有这么巧？所以，他认为伯特造假！

几乎是同时，伯特的学生经过仔细研究，发现了大量细节研究缺失。他也怀疑起伯特研究的可靠性。不过，他在泰晤士报上公开声明：他认为伯特的错误是无心的。

在伯特去世的第五年，泰晤士报记者登文指控其造假。后来又认为他的早期研究成果同样值得怀疑。一石激起千层浪，伯特事件愈演愈烈，有人认为伯特造假，将之称为二十世纪最大的学术丑闻。围绕伯特是否造假，人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拥护伯特的科恩教授认为这是环境论者(凯门认为智力是由环境决定的)利用科学玩的政治游戏(英国的选择性教育体系是基于伯特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的，故有此说)将来必会水落石出。反伯特派的凯门则坚持自己的观点。只是一直没有拿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造假的可能性不大。(英国在二战时曾被德国空军轰炸，部分真实数据毁于战火)。

但，无论是有意造假，还是无心之失，伯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不能因为他卓然的成就而无视其造假门，正如不能只关注他的丑闻，而拒绝承认他的贡献。

二战后的英国，在伯特等人的倡导下，在教育领域建立了11+智力测验体系。

此后，全国10到12岁的孩子都要参加该测验(苏格兰除外)。优秀者入文法中学，差的则入普通中学。教育委员会认定该测验是分流学生的有效办法。民众也开始逐渐相信了。

参加过1948年考试的帕特里夏•摩根女士清楚地记得考前，人们常对她说：“丫头，如果再不打定主意振作起来，你就只能在服装厂混一辈子了。”在工人居多的南威尔士，这样说无疑是恐吓。

“我记得，”摩根女士回忆“从学校回家时，遇到的路人总问我，你考得怎么样，你考得怎么样，我每说一遍过关了，就能得到六便士，而我根本不认识那些人。”那年头，考试太重要了。所有过关者的名字都会登在当地报纸上，许多老人仍保留着印着他们名字的剪报和文法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不少当事人对考试当天的情景历历在目。

一位女士回忆四十年前参加的考试：试卷好像就在我眼前，还能闻见纸味。试卷挺美，很规整。假如你把216毫米×280毫米的试卷纸对折，它就会变成216毫米×140毫米那样的一本小书。试卷字号很小，现在我还能想象出第一页页眉位置上的那行字！”

文法中学有良好的硬件设备。从破烂的小学到文法中学，帕特里夏感觉像换了人间。这里的地板是镶花的，走廊上有雕像和画像。普通中学则“差得远，没法比。”

师资力量同样强大，可以给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帕特里夏说：“那里相当严格，管理非常严，有数百条规矩管着，弄不好就会犯错。我毕业后才意识到，我们学校的教师素质特别高，他们都毕业于牛津、剑桥，都拿到了一流的学位。

而那些没通过测试的孩子“宁可乘船离家出走也不愿进普通中学”学校就像监狱，孩子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管，直到他们完成义务教育。毕业后，这里的学生“从事没出路的工作”这样的学校可谓一无是处。

加的夫市的迈克•克莱门茨出身工人家庭。9岁时已开始阅读名家作品。老师们认为他的阅读、拼写能力领先同龄人，所以把他安排在快班。穷人孩子早当家，上学之余，他常常送报送货、帮人洗车、浇花锄草劈柴，目的是多挣几个钱。

当时的英国社会，因为11+智力测验而陷入了歇斯底里状态。有钱的家庭把家搬到文法中学多的地区，没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家长们只好逼着孩子学习，学习，再学习。学校沦为培训机构。学生被分门别类，成绩好的入快班，次一些的入中班，更差的入普通班，最差的入慢班。一旦进入层次低的班，就很难升上去。快班的孩子都要参加测试，中班的孩子会去碰碰运气。至于其它班的孩子，则想都不会去想，因为老师不教它们相关内容。(顺便提一句，快班的孩子大多来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教学内容完全以测试为中心。学生们要花数年时间，练习心算及阅读培训材料里的短文、回答相关问题，这种扭曲是极恶劣的！

迈克所在的学校没作此种准备，教师们觉得，对于下等人的孩子，支持他们参加改变命运的考试是没有必要的。无奈的母亲只好在考前送给迈克一只黑色塑料小猫(黑猫象征好运)。

当老师把试卷发到手中时，他的心咯噔一下，考题奇怪透顶，他完全看不懂！环顾四周，迈克发现周围人和他同样茫然无措。

测试结束后，他收到了一个薄信封。这意味着他只能上普通中学了。

有的人通过了却没能去文法中学，原因是父母出不起校服钱。这位女士感慨“我常常禁不住想，许多原本会成为未来首相的人，不得已干起了地下工作(当矿工)原因仅仅是，他们交不起买校服的钱。”

当然，进入文法中学也不意味着荣华富贵，只有十分之一的学生才能上大学。

1965年，教育科技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走马上任。发誓道：“我一定要在任期结束前毙掉他妈的所有英格兰的文法中学，还有威尔士的，北爱尔兰的。”文法中学风光不再。

回过头来看看迈克•克莱门茨吧。离开普通中学后，他先在造纸厂干了几年，又先后做过汽车售票员、汽车修理工、倒卖过不动产、开过小型金属公司、印刷公司、卡车公司，还跟兄弟合伙开办过私人侦探所，甚至开过一阵出租车。

一有闲暇，总去图书馆读书，被丹宁法官的思想吸引。给他写过信。法官鼓励他去法学院深造。这对没有良好教育背景的迈克有很大难度。不过，他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

出人意料的是，他并不排斥智力测试“如今，我比以前更坚信，其实长期以来我也一直认为，教育体系必须分门别类，因人施教。谁也不想看见满世界都是医生律师而没人通下水道。显然，在孩子年龄还小的时候就该分班。我们是这一体制的一部分。社会不需要所有人都上文法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