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而若说到唐代最负盛名的，非李白杜甫二人莫属。

      因为二人都是唐代文学上的两座巅峰，固然就有许多人争论孰优孰劣，但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就像生命里常常充满两难，。但我们会因为阅历的不同心境的差异而对同一首诗有不同感受。  在我们的文化中，受赞扬的，往往是经过很多历练之后的成熟与稳重，而青春的热情浪漫往往会被忽视。在青春期的时候，自然喜欢李白，喜欢他的“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负，认同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得及时行乐他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浪漫，他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叛逆，他的在这个儒家支配的社会的出逃。历经了中年的沧桑后，才能明白杜甫的伟大，他把人放在社会中，把自己放在平民的角度去观察社会，“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李白的诗句中便不会出现家族文化，不会有“耶娘妻子”。

      自然，没有看到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也不曾了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生离死别，十五六岁，血气方刚，我更向往的是李白的潇洒飘逸，以及他对老庄思想的高度完成。

      有人常说，李诗不可学，杜诗可学。因为李白的诗几乎出乎天性，写诗是他最自然的生命本质。换句话来说，写诗是是上帝为他开的那扇门。诗仙李白会用他瑰丽的，天然的想象力把我们带进了他的奇幻的世界，“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而李白与月亮似乎有不解之缘，从“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从“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到“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家族文化概念似乎很少出现在李白的诗中，但他对月却情有独钟。月亮频繁的出现在他的作品里，与其说那个月亮是我们现在物理学中所解释的月球，不如把它理解为李白的一个知己，他“永结”的“无情”，这不也正好是一种李白出逃这个儒学笼罩的社会的象征。其实，他也有好大的自负和孤独，他与无情想结，其实是与有情的脱离。这就是诗仙，我们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李白之所以被称为诗仙，是因为他是一个浪漫的，不守人间规矩的人。李白自己建立起来的个人的生命风范，不能够用世俗的标准去待。“仙”是个人化的自我解放，“圣”是个人在体验生活中的自我锤炼，儒家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一定是放在群体当中考虑。

      很少有男性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会转换成一个女性的视角，但对于随性自由，将写诗看做自己爱好的人，他可以是《将进酒》的李白豪迈粗狂，写《长干行》却成为一个哀怨的女子，而且伪装的天衣无缝，从“妾发初覆额”，到最后“直至长风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非常期待丈夫归来的女性在叙述。

    当然，李白除了写诗有天赋外，而且他生逢其时。开元天宝盛世，科举制的逐步完善，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全社会的重文人倾向形成，李白也罢，杜甫也罢，都很容易交结到志同道合的诗友，其中更是不乏权高位重的朝廷大臣。天宝元年，李白进宫觐见，玄宗皇帝可是降辇步迎，此后还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这是何等的礼遇？ 可一手好牌不会打，照样输得精光。李白不是杜甫，他骨子里还是带着从小练习剑术所形成的侠客精神。在官场里，他是一头无法驯服的野生动物，而玄宗也明白自己不是那位驯服野兽的人，他送走了李白，却铸就了李白《行路难》，《朝发白帝城》

  当然，李白除了写诗的天赋，还有出走的精神，就是侠的筋骨，这是最吸引现在有太多束缚的我们。他爱好剑术，据说还在剑术上颇有造诣，段位仅次于唐朝首席剑客裴旻，自称是“十五好剑术”。《新唐书·文苑传》还曾说过，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

      李白年轻时，并非怀诗江湖，而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换句话说，写诗在李白只不过是爱好而已，成为侠客，才是他的人生理想，叫作“已将书剑许明时”。所以说写诗只是他的副业，混迹政界也只是他的人生经历一部分，或许是出于全社会的影响才走上仕途之路。他骨子里是侠，是《干将莫邪》中仗剑走天涯的侠。《将进酒》中，“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他忧郁的似乎不是自己的仕途，而是腰旁边的那把剑，那未实现的侠客传奇

  在实现侠客精神的路途上，他完成了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完善，他保护好了他与生俱来的这种豪迈和文字的灵性，并注入了侠的元素赋予它新生。这便是李太白自己的风格。

    论李白与杜甫孰优孰劣，实在是浪费时间。我们的喜欢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现阶段只能明白李白的潇洒飘逸，便可以去更好地感受他的世界。李白杜甫的生命分别抵达了不同的巅峰状态，如若非要比较，只会偏离对他们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