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第二代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就比较习惯了，再往后的中国哲学的研究学者习惯于这一套，那就是他所做的工作完全就是哲学史的工作。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中国哲学这个学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思想创造的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哲学史的研究。这两个方面，虽然哲学是传统思想的研究，已经和社会生活相脱离，但是在学院内部，哲学和哲学史的这两个方面还没有脱节。搞哲学史的人，他本身就是哲学家，你只有这样才能把哲学史看得透。
所以，罗素他也有个说法，他在哲学史里面也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你要了解一个民族的哲学史，你一定首先是哲学家，所以，你把哲学这一面丢掉了以后，哲学史就坏了。但是49年以后，我们基本上是造成了这样一个状况，中国哲学完全就是哲学史，就是说中国哲学史成了中国哲学的代名词，就是哲学那一部分就丢掉。
当然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界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思想不在一元化而多元化。我们现在的学者可以，你可以用不同的思想来解释中国传统的思想的历史，自由度还是比较大，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做一种诠释原则，诠释方法的一种选择。
但是，因为长期以来这样一种积习，使得中国人缺乏一种思想创造的这样一种习惯。当然比如说马哲这一面他会强调，但是因为它和历史脱离，这种思想的创造往往流为一种概念的游戏，一种语言，有一些语词的游戏，实质上是和哲学的精神是相背离的。
所以，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中国哲学界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仍然没有摆脱，仅仅把哲学看作单纯史，单纯的历史知识这样一个窠臼，借用冯先生的话说，中国哲学它的研究仍然处于一种只有照着讲，而没有接着讲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思想仍然不是一种有传统自身产生出来一个东西，仍然有外边去导入和引入。这样一方面，我们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但是这种理论学说往往是从外边拿来，它并没有能够接上民族文化的慧命。
另一个方面，中国思想学术仍然被看作过去是意义上的知识。所以，过去有一种说法，它是一种博物馆里边的古董，一种陈列品，这是西方学者的一个说法。这样的话，这种传统的思想就不能参与到当代社会思想文化创造的过程里面去，更不用说它作为一种这种思想的本源。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思想，缺乏原创性和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产生一个悖论，就是中国哲学界的没有中国哲学，或者说存在着一个没有中国哲学的中国哲学界，这是一个悖论。就是他的思想，不是由中国自身中国学术自身产生出来。所以，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需要有所改变，就是要打破哲学和哲学史的抽象对峙，要逐渐能够构建起中国哲学的当代理论形态。
这一点事实上在1949年之前，这老一代的哲学家，他们这一套哲学理论的创造，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和思想的资源，所以，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发展，它都要有一套理论系统的重建。我们现在往往所注重的还是知识，所以，我说基本上我们还是受了乾嘉汉学的影响，当然乾嘉汉学他把清代的学术，后来完全成为一套考据之学，思想方面不太突出了，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思想，它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
其实历史上，历史上每一代的学术，它的一个主导的方面，还是思想的创造。他研究经典是要关注现实，比如说董仲舒所讲的那一套东西，针对汉武帝所提出来那些问题，比如说“天哉受命”，这样一些形上学的问题，要回答这样一个形上学问题，他虽然讲了一套“公羊学”解决问题，还是当代的问题，还是当时的问题。
我们现在讲这一套东西，考据还是最重要的，当然考据是很重要，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讲考据。我们现在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只有考据才好，你要有一点思想方面的东西，就说你这个东西不行，我觉得这一点是要改变的。所以，我在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我在很多场合我都特别强调，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些论文里边是不是有思想。当然学术考证的方面，你要有根据，你的思想有根据，这两个方面要结合的很好。但是，现在我们这方面太差太弱，所以，就需要特别强调这个方面。
所以，我说，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当代思想和哲学理论，我特别强调属于我们自己，这个定语，就是需要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哲学理论，不能完全靠拿来，所以，哲学它本质上是有生命的，是一个活的东西。
康德讲想象力的时候，他谈到两个想象力，一个叫生产的想象力，一个叫再生的想家力。我要用这个来套一下，就是，哲学史，发挥再生的想象力，把过去的东西把它重新展现出来。现在需要发挥我们的那种生产的想象力，就是思想的生产，思想生产就需要，不要完全把它当作知识，我们关注传统是要解决现实的问题。
如果中国未来要建成自己当代的哲学理论体系，就需要使传统的思想能够真正参与到我们当代的思想创造活动里边去，所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它要发生改变，研究方式要发生改变，就需要强调我们要立足于哲学传统，我们自身的思想传统去创造自身的理论，所以，每个哲学的研究者一定要形成自身的一套理论，而不能从外边借来。
当然哲学的东西是一种，我强调它是一种个性化的学问，个性化本身它有一个不同层次，就是说美国有美国的哲学，中国有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哲学是也不是一样的，还有孔子的哲学，老子的哲学，所以，每一个哲学家，它需要有形成他自己的哲学理论，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哲学家的群体，因而形成当代的思想这样一种系统。
那么，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讲梁漱溟先生，熊十力先生这些人，这些哲学家的理论创造的工作，在创造中国属于自己的哲学理论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可惜的这样一个新的哲学传统，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没有能够继续延续下来。
我们现在来研究现当代中国哲学，就需要特别强调，我们要自觉地延续新的传统，创造出属于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哲学理论，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我们这些茬子都已经老了，我们的基础也不好，你们现在年轻有为，各方面的条件也好，外语的水平，从小的古文的水平，你们的思想的视野都比我们这一代人好。我们这代人是个过渡，希望从你们这些青年人里边，产生出新一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来。
当然了，我们要延续49年之前这样一个哲学创造的传统，把新传统延续下来，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一套新的哲学理论。
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问题，梁漱溟先生的生平与著述。
梁漱溟生于1893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初九，卒于1988年6月23日，享年95岁。
梁先生他是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宦家庭。他的先祖本来是元朝的宗室后裔，姓氏是叶先铁摩尔，后来改姓梁，这改姓梁，是因为元朝亡的时候，他的祖上作为一直留下来，在河南的汝阳，汝阳是战国时期的魏国的都城大梁的故地，所以，改姓梁。
那么他的第19代就迁居桂林，所以，梁漱溟先生是以桂林为自己的祖籍，说他的原籍是广西桂林，是这样一个来由，他的曾祖梁宝叔是道光20年的进士，后来曾经做过两个地方的县令，所以，后来他们这家定居北京，梁先生是出生在北京的。
梁先生他的父亲梁济，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这位老先生他在他身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一方面他在思想上崇尚西学，追求新思想新知识；但是另一方面，他的道德人格就是完全传统，大概也是和当时的时代有关。
所以，梁先生他在思想上是欢迎康有为的激进改良，同时也赞成共和，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还曾经办过一些进步地报纸和一些朋友办过京华日报、启蒙画报，鼓吹改良，鼓吹民族主义的思想，传播科学知识，强调开启民智，这个都是表现了他的思想非常新。
他这个人比较复杂，有着那个时代的印迹。
但在做人方面，或者说，同时在人格上，又是完全是一个儒者。
他是按照传统的儒家的道德要求来进行人格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