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和潘金莲的牵线人王婆依旧做媒婆生意，儿子从外面回来了，拐了一百两银子，家里不开茶馆了，买了两头驴家里开起了磨坊。吴月娘让玳安去请王婆来卖了潘金莲，王婆从玳安嘴里知道潘金莲和女婿偷情的事，说潘金莲是狗改不了吃屎，上次为了何九的事，来找潘金莲，态度极其冷淡。
吴月娘见了王婆说自己管不住潘金莲，随便价钱就卖了潘金莲，可以带走一个箱子，轿子不给坐。小玉在旁边劝，说街坊邻居看见不好看，还是雇一顶轿子抬到王婆家吧，吴月娘没有说话。
王婆来见潘金莲，潘金莲大吵大闹，吴月娘又多给了她一个箱子和一张有抽屉的桌子，三姨太孟玉楼和使女小玉也送了礼物，坐着轿子来到了王婆家。
王婆家只有两间房，潘金莲和王婆睡里间，王婆儿子王潮儿睡外间，潘金莲晚上就假装起床小便，到外屋和王潮儿通奸，“金莲解渴王潮儿”。
陈敬济听说潘金莲在王婆家待嫁，就拿着两吊钱来找王婆，说自己是潘金莲的弟弟，想见一见潘金莲，王婆猜出了陈敬济的身份，说见一面要五两银子，买走要一百两银子加十两中介费，陈敬济只好又加了一个金头银脚簪子，给王婆跪下了，说以后再补一两银子，王婆才同意陈敬济见到潘金莲。
陈敬济和潘金莲见面后，潘金莲就哭了，陈敬济说了庞春梅的情况，说要休了老婆西门大姐，要回寄存在西门庆家的箱子，再娶潘金莲为妻。王婆借口是吴月娘定下的价格，坚决不还价，还走到街上大喊，快来看女婿要娶丈母娘，吓得陈敬济立即答应了下来，只是自己的父母都在东京，要走到东京才能拿到钱。王婆威胁说要买的人很多，要陈敬济尽快。
旧社会是身份社会，丈母娘嫁女婿是骇人听闻的事件，哪怕是继母，和女儿没有血缘关系，也是被封建礼教所不容的，尤其汉人还经常以此来鄙视周边的少数民族的婚姻习惯。
而自法国思想家卢梭于1762年出版《社会契约论》，1804年《法国民法典》，也称《拿破仑法典》公布施行，世界各国慢慢从身份社会步入了契约社会。法学家们把身份社会的法律总结为“伦理法”，强调的是秩序，契约社会的法律为“权利法”，强调的是公平。中国的《民法典》虽然没有确切的文字表述，但认真研读可知，现今中国最少在法律层面已经进入了契约社会，所以潘金莲和陈敬济想结婚，先对比一下《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六条：“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
第一千零四十七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第一千零四十八条：“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以上三条，可以看出陈敬济可以和潘金莲结婚，但第一千零五十一条规定重婚的婚姻无效。此时陈敬济和西门大姐的婚姻状态还在持续中，这才是真正的阻碍，而潘金莲曾经是西门大姐的继母，并不是真正的阻碍。在前面第十八回下，“见娇娘敬济销魂，宝玉可以娶惜春”中，我们曾经讲过，2005年江苏高邮出现过公公和儿媳结婚，最终也是领证成功，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不存在纯粹的身份社会或者契约社会，只是社会主体优先考虑的出发点有所演化。人的优点永远是优点，只是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他们的价值位阶不同，排序不同，有了矛盾取舍不同。
中国身份社会的价值位阶是忠孝仁义礼智信，忠是目的，孝是钳制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手段，仁是公德，义是私德，礼是规范，智是底线低办法多，信用排最后。孔丘老先生就对言必信，行必果耿耿于怀。
《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
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孔子把“不辱君命”排第一，把信用排最后，还硁硁然小人哉，典型的儒家奴才思想。硁，keng，坑音一声，形容人固执，浅薄，不“智”。
到了契约社会，信用肯定是排第一位的，人们可以自由迁徙，自主选择交往对象，没有信用的人会路越走越窄。之后的价值位阶，我觉得应该是自由平等博爱。信用是基础，自由是目的，平等是起点，博爱是终点。
平等博爱，哪个是起点哪个是终点不能混淆。现在欧美的白左，把博爱当作起点，平等当作终点，其后果是大学的录取不按分数按肤色，这还是小事，造飞机的不看技能看肤色，飞机不摔才是怪事。
另外多说一句，拿破仑与希特勒，都是率领自己的军队横扫欧洲，为什么两个人的名声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是因为拿破仑的军队所到之处，强力推广契约精神而抑制特权阶层，给了民众解放的机会，拿破仑之后欧洲各国的君主都收敛了很多，与民同乐。而希特勒却是抢地盘，宣扬日耳曼雅利安的高贵，以自己的民族奴役其他民族，到处实施专制奴役压榨制度，受到了民众的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