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中国汉字传奇
4. 安特生仰韶开先河
中国汉字的起源，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解说系统。一种是古代神话传说（也包括典籍文献记录），如在中国古代流传最广泛的仓颉造字的神话故事。另一种则是关于文字起源的科学描述，主要由现代考古出土的文字符号来解释或阐述。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Andersson，1874-1960），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乃至中国文字发展史上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名字。1921年，正是这个瑞典学者，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帷幕；他更直接主导了仰韶遗址的发掘，成为“仰韶文化之父”。安特生不仅第一次把田野考古学带到古老的中国，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史仅有典籍考据的缺憾；而且在他发掘出的仰韶彩陶陶片上，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文字原始形态的刻符（原始文字），昭示着中国文字发展科学解释的肇始。
安特生是瑞典著名地质学家、考古学教授。1914年4月，年方40岁的他受中国政府聘请，以“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手捧着轰动整个欧洲的考古巨著《丝绸之路》，满怀对中国文化的憧憬，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国地质考察和文物考古之旅，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抵达北京后，安特生踌躇满志地前往农商部赴任。第一年就为中国政府发现了一处大型铁矿，顺利得到续聘。1917年，他被告知北京附近的周口店曾找到过含有恐龙和其他所谓"龙骨"的化石，隐约感到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尚有一种未被参透的天机。3月22日，安特生便从北京永定门外乘坐火车，踏上了考察周口店的旅程。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大约50公里处，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山野村镇。安特生骑着毛驴颠簸地到了周口店，很快找到了小镇西南约两公里处的鸡骨山，在那里挥动考古探铲，在石柱四周搜寻和发掘，挖到了两种啮齿类化石和一种食肉类化石。几天后，他再次来到周口店，从已发掘的堆积物中注意到了一些白色带刃的石英碎片——他估计是古人类制作的刀具。随后几个月的挖掘令安特生大喜过望，他陆续挖到了三颗古人类牙齿。安特生的运气爆棚，这消息不啻为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因为当时不仅在中国，即便在亚洲大陆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这种古老的人类化石。因此，安特生可以说是“北京人”的最先发现者，是他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掘的序幕，为后来中国学者裴文中、贾兰坡等人找到“北京人”的头盖骨探明了道路。
对“北京人”继续关注的同时,安特生把目光放在了其他方向。
1921年4月，安特生再次前往河南，他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距县城10公里的仰韶村。这里北依韶峰，三面环水，风光宜人，山水秀美，土地肥沃，是华夏祖先狩猎、渔牧、定居的理想场所。在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安特生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的剖面。然后，他发现了更多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
1921年10月27日,安特生带着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人再次前往仰韶村开始了正式的挖掘。这一次挖掘，被“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评价为:“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开始了。”
安特生对仰韶村的发掘共持续36天，开挖发掘点17处。他采用科学的田野考古方法，秉持严谨的态度，在村子附近仔细地测量、照相、观测后才细心开挖。胡适先生在了解到安特生的工作后，曾在其日记中写道:“他的方法很精密，他的断案也很慎重……他自己的方法,重在每一物的环境；他首先把发掘区画出层次，每一层的出品皆分层记载；以后如发生问题，物物皆可复按。”
在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和少量的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后，安特生在村民王德全家的地堰上树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仰韶文化区”五个大字，以示保护。仰韶村的挖掘成果被运回北京,安特生组织专家学者们进行了严密的讨论,最终,学者们一致认可安特生对仰韶村的发现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论断。按照考古学惯例，把首先发现地作为该文化类型的名称，定名“仰韶文化”。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石器时代，安特生也成为“仰韶文化之父”。
安特生发掘的文物因其中彩陶多, 仰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彩陶即于陶胚表面，施以红、黑色颜料绘制的动植物象生花纹或几何花纹。烧成后，附于器表，不易脱落，故称彩陶。不过安特生挖掘的彩陶陶器，多数已经破损成了碎片。
可不要小看这些碎片：就在安特生挖掘的某些彩陶碎片上，刻有不明意义的刻划符号。这些陶器刻符看起来并不复杂，举例来说：有的像英文字母“T、X、K”，还有的像汉字“丰”多了两横的符号，和甲骨文中的“玉”十分类似，表示一种玉器，很有可能就是“玉”字的起源。
有文字学者认为，陶文中的“个”与现在的汉字“个”差不多，但陶文“个”刻画的左边是一横，右边是一撇，因此严格来说不是“个”的书写方式。如果从象形文字的角度来分析，陶文“个”更像是一把铲子，或者是一个石锤。凡此种种，众说不一。由于年代久远，陶文刻符很难得到公认的解析。
无论如何，仰韶文化刻符正如古文字专家郭沫若在其所写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明确表示的那样：“彩陶上的那些刻画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安特生彩陶刻符的发现，让世界看到了除神话传说之外中国原始文字的真实模样，在中国文字发展史册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更重要的是，仰韶村遗址的发现拉开了仰韶时代（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7000-5000年）的序幕。仰韶文化是中国命名的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时代是继裴李岗时代之后的又一段惊心动魄的史前时代。今天的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时代的遗址，其中以陕西省为最多，共计2040处。仰韶文化的分区依次为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和西王村类型。这些不胜枚举的仰韶文化遗存，体现了仰韶先民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作，推动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历史进步。
在仰韶文化中，半坡遗址是不得不重点提及的类型。半坡村是西安东郊白鹿原下的一个小村庄。它背原临河，地势优越。1954-1957年，中国考古学家石兴邦主持发掘了半坡遗址，揭露出大致完整的原始聚落（包括房址、地窖、壕沟、窑址、墓地）。考古学家把该遗址中出土的圜底钵、细頚壶、尖底瓶、折腹盆、小平底瓮、敛口罐等一群红色陶器和彩陶归入仰韶文化系统之中。
1958年，以半坡遗址保存的考古遗迹为基础建成我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自此，半坡文化就成了仰韶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半坡作为仰韶文化写进各种历史教科书，流传至今，人们对仰韶村遗存反而渐渐淡忘。
与仰韶遗址类似，半坡遗存出土的彩陶碎片，有相当部分都存有古文字刻符。对比来看半坡刻符与仰韶刻符似乎有许多相同的符号，比如都有如汉字“丰”多了两横的符号（玉），再比如与现代汉字“个”差不多的符号。这些原始文字刻符，都成为催生中国汉字的“接生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