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过年的几天，乡亲们不仅要忙着赶集，还要准备过年期间的吃食，俗称盘年货。

在老家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正月里的厨房不宜大动烟火，所以一般要提前准备好初一到十五全家人的主要吃食，焯萝卜菜，做粉条，蒸馒头，炸油饼，每一样都得耗上精力和时间。

村里的男人几乎都不上锅台，所以盘年货的重任一般都落在女人身上。那些日子里女人异常忙碌，如果男人还在悠闲地晒暖暖，必将招来女人的白眼。

吃过早饭已是日上三竿，男人们匆匆拿起家里的斧头，锯子，将两膀子力气全使在枯树枯枝上，他们要趁着不赶集的日子置办好家里的柴火。

柴火不只是用来烧锅，更是寒冬里取暖的主要燃料。那时候除了烧热的土炕，炉子是取暖的主要设备，但燃料弥足珍贵，一入冬每家每户最先计划的就是拉炭。

那时煤炭的价格比较贵，对普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现在早已忘了当年采购的具体斤数，只记得每年都是一架子车，拉回家堆起来后用旧棉被盖上，等到最冷的三九天才开始使用。

不过也有价格相对低点的替代品，就是碎炭渣子，老家叫做煤灰，每年也会采购，只是需要进一步加工，常拌上黄土、干草和成泥状，然后均匀地摊在地上分割成一块一块，晾干后就成了一个个煤块。

后来才知道有蜂窝煤这种东西，煤块的制作工艺跟它相似，但热值远远不够。有时候为了获得更多的煤块，黄土添加太多，煤块的颜色变成了淡灰色，点都点不着，但又不能扔掉，只能将煤块重新敲碎，加入更多的煤灰后重新走一遍流程。为了避免这样的返工，家里打煤块的时候总会找经验丰富的人帮忙，无须特别的报酬，管顿饭就已足够。

那时炭和煤块相当于奢侈品，柴才是大众商品，不过劈柴是个力气活，孩子们只能捡捡风刮下来的枯树枝，粗壮的树干只能留给大人，树干在一次次地劈砍中变成粗细均匀且能塞进炉子的小木头，最后再整齐地码成垛，此时过年的柴火算是准备停当。

以前的日子都是板着手指头过，这些都是父辈们传承下来的经验，他们不得不精打细算，将家里的吃喝用度安排得妥妥当当。即便是物质丰盈的现在，他们依旧保持着勤俭持家的品质，常对大手大脚的我们絮絮叨叨，见不得半点浪费，容不得一丝挥霍。

有了充足的柴火，盘年货正式提上日程，第一样便是焯萝卜菜。萝卜、洋芋和包菜是仅有的能存到冬季的蔬菜，除此之外，冬日里的蔬菜就只有腌在缸里的咸菜和酸菜了。那时候家家都有一个洋芋窖，这些东西就存放在里边，窖口常封着厚厚的麦草防止受冻损坏。

窖口一般比较小，所以掏萝卜，掏洋芋的事常常落在孩子身上。小时候的我比较胆小，每次都是硬着头皮钻进去，倒不是因为幽闭恐惧症，主要还是怕虫子。

窖里比较暖和，是很多虫子过冬的最佳居所，其中就有我最害怕的虫子，那是一种浑身黑色的甲壳虫，老家叫做雨包虫，三角形的脑袋，三角形的身体，屁股上有个尖尖的凸起，在别人眼中和屎壳郎没啥区别，但我总感觉它有一种恐怖的气息，后来当我看了女巫的形象后更加确信了这一点。

雨包虫还有一个特殊的技能，那就是预测天气。当拿棍子轻轻碰触它的身体时，屁股便会朝天撅起来，屁股上的凸起就像一根天线，像是正在接收来自天上的消息，只见它的屁股慢慢变湿，村里的老人常根据湿的情况判断是否下雨，但真实性不得而知。

如果仅是这样也就不足为惧，雨包虫屁股变湿的同时会放出一种特殊的气体，瞬间会引起五脏六腑地翻腾，每次看见它崛起屁股，我都会捏着鼻子逃跑，确认安全了才敢呼吸，这才是我害怕的关键。

掏萝卜的时候都会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刺激到它，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每次遇见还是会忍不住地哆嗦，并伴着一身鸡皮疙瘩。

秋季里埋进去的萝卜又见了天日，洗干净后切成2公分的菱形片或5公分左右的丝，捂到大铁锅里煮上一个小时，出锅后捏成一个个直径10公分左右的圆球，每次吃的时候取上一个就可以了。压根不用担心变质发霉，因为农村的冬季气温要低很多，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天然大冰箱，能存得住任何食物。

洋芋是家里最主要的辅食，日常吃饭顿顿离不开，因此也衍生出了众多吃法，但唯独没有炸薯条和炸土豆片，在城里最流行的两大吃法在农村却闻所未闻，差距一目了然。我想这主要归咎于两个方面，一时食用油得珍贵，二是洋芋这样的大众食材完全没有油炸的必要，对于旨在吃饱肚子的乡亲来说就是一种浪费。

其实做粉条也很费洋芋，但乡亲们从不吝啬，只为那一口香喷喷的猪肉萝卜粉条子。把洗净的洋芋磨成碎末，经过反复地淘洗过滤实现淀粉的分离，剩下的洋芋渣已经没有营养，只能成为喂猪的饲料。

下粉条经常是几家人约在一起，这是繁琐的工艺和加工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洋芋配菜之王的地位，用来做粉条的部分毕竟有限，只有几家合在一起才能满足流水加工的需要，其次就是它繁琐的工艺过程。

具体有多少道工序不得而知，只记得下粉条的日子厨房里挤满了人，院子里摆满了盆，每个人分工明确，进进出出间淀粉变成了一根根晶莹剔透的粉条，一排排挂在院子里极为壮观，到现在我都没找到合适的比喻词，天宫里的帘幕，飞流直下的瀑布都不足以形容它在我的世界里的美丽。

粉条出锅的时候，孩子们无疑是最快乐的，趁大人不注意捞起一根塞到嘴里，经常一头进了肚子，一头还拖在盆里。挂起来的吃着更方便，不用手抓直接上嘴，那时候没有味道便是最特别的味道，至今让人念念不忘。

挂起来的粉条很快上冻，等到阴干后才装进编织袋收起来，直到和水相逢后再次被端上餐桌，那时已是另一种味道了。

第三样准备的就是大馒头。村里的馒头比外面的大很多，俗称大馒头或大馍馍。大馍馍不仅是一种吃食，更是一种文化，在许多重要的风俗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大馒头一般十个一副，一门亲事的成功最少需要三副大馍馍，挂锁(定亲)、清礼(结清彩礼)、提话(通知女方结婚)的时候，不管家境如何，男方的礼品中必须得有一副大馍馍。其次就是烧纸的时候，姑舅，上姑舅都得备上一副大馍馍，那是身份与亲疏程度的象征。即便是生活条件大大改善的今天，依旧延续着这种风俗，大馍馍的文化价值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它的价格。

大馍馍也是过年招待客人的必须品，但对我来说，它仅是猪肉萝卜粉条子的最佳拍档，吃的需要永远都排在第一位，不过蒸大馍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发面，家里大点的盆都会派上用场，为了预留发面的空间，盆一般只装一半，用塑料薄膜包严实放在热炕上，再用被子捂上一晚上，当面完全装满盆时发面的过程就算完成了。

到了蒸馒头时候，邻居家的女人都会过来帮忙。揉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放一遍灰水(小苏打)揉一遍，然后揪上一小块直接扔到柴火上，烤熟的面团在女人们的手里传递着，他们仔细地辨别着灰水的成色，一个个异常谨慎，直到达到满意的效果。

后面的事就变得简单多了，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一个个圆圆的馒头被放进了大笼屉。平时蒸馒头的时候母亲都会喊我烧锅，但这个时候都是她亲自上，过年的馒头必须保证火候，那是我不具备的经验。

蒸好后一个个大笼屉并排摆在院子里，冒着一团团白雾，女人们第一时间给白花花的馒头点上红色的印记，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这时候男人们也会凑上来，情不自禁地送上几句赞美之词。

终于等到最后的一样吃食登场了，那就是油饼。小时候家里吃油饼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有在重大的节日里才会炸油饼，主要还是因为油得稀缺。

那时候村里人吃的都是胡麻油，胡麻的产量比较低，大部分的地都要种小麦土豆，毕竟那才是解决温饱的主要口粮，留给胡麻的地自然不多，遇到不好的年成就更加惨淡，所以家家户户对胡麻油食用都很节省，平时炒菜做饭大多以猪油为主。

只是过年的油饼必不可少，因为那是生活的一种仪式。有时候胡麻油不够，母亲也会兑点猪油，炸出来的油饼虽然比不上纯胡麻油得醇香酥软，但依旧能满足我对过年的期待。

炸油饼和蒸馒头对面的处理大同小异，只是最后烹饪的过程不同，蒸馒头需要热热闹闹，炸油饼则需要安安静静。

炸油饼的时候母亲常不允许我进厨房，说是会惊到锅里的油，一旦受惊油容易上山，油没了自然就吃不到油饼，我只能暂时摁下心里的冲动，悄悄待在房间里耐心地等待。

从那时候起，油上山一直是我心里最大的疑问，直到后来围着锅台转的时候才有了一点浅显的认识，炸油饼油温控制至关重要，柴火灶全凭个人经验，如果有人经常进进出出，难免会分散烧锅的注意力，火过大油蒸发得快，损耗自然多，我想这可能才是油上山最贴切的真相。

不过也正是因为油上山，对油饼才会更加着迷，焦急地等待赋予了油饼不一样的香味，溢散在我的童年里久久不愿离去。

至此盘年货彻底结束，一把萝卜菜，一串粉条，一个大馒头，一个油饼静静等待着一场热闹的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