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封面上的英文书名“great state needs bigger city”,直译是“大国需要更大的城市”。在我看来,英文名称反而比书名《大国大城》更贴合书中所要讲述的内容。
进入正文之前,我想先带领大家了解两个经济学概念: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
1.比较优势理论,由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是指一个生产者以低于另一个生产者的机会成本生产一种物品的行为,也就是说当某个生产者以比另一个生产者更低的机会成本生产某个产品时,我们称这个生产者在这种产品和服务上具有比较优势。这一理论至今尚未被推翻和取代。
2.生产要素,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是维系国民经济运行及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因素,本书中作者所指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其中,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不能流动,而劳动力和资本是可以流动。
一、中国目前城市发展的现状
本书第一章的标题是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欧洲是什么情况,想必大家都清楚,以法德为核心的欧盟,正努力使欧洲一体化。法德为什么要劳心劳力的做这件事?
很简单,法德的蓝图就是想实现贸易一体化,然后统一货币,进而统一政治,最终实现一个“大国“的规模经济。因为,在国际经贸体系里,人们总是愿意持有大国货币。这些国家的经济相对比较稳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量也大。持有大国货币,既可以带来国际贸易的结算,又可以防止经济和币值波动太大带来的风险。
现代经济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规模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首先,大国可以借助规模经济发展战略性产业,如大飞机;其次,市场规模有利于创兴,如淘宝网;第三,公共品提供,如卫星导航系统;最后,提升现代服务业如教育、金融、医疗、文化的竞争力。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按理说应当尽享大国优势,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现实中,由于当代中国的分权体制,埋下了市场分割的隐患: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其他地方将自己的经济资源吸纳过去,也不想注册在外地的企业参与本地市场竞争,导致了地方贸易保护主义。三大生产要素被人为分割,劳动力市场被户籍制度限制,土地被“平均主义”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限制,资本被项目审批制度限制。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有资本积累推动的工业化进程。
为什么打破城乡间和地区间要素流动障碍的道路识迟未能实现?
首先是知识层面,社会各界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的必要性,而城市发展和经济集聚的坏处却被高估了。
其次在行动层面,中国当前所处的情况却是各个地区都陷在了一个本地和短期利益高于全局和长期利益的“囚徒困境”里。
简单来说,大家都认识到市场整合是有利的,但每个地区都仍有动机去分割市场,结果对整个国家有利的整合市场的政策不能被实施。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每个地方都想要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想要中央给更多的转移支付和政策扶持,想要更多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对于已经流动到本地的低技能劳动力却不愿意接纳其为永久市民。
作者认为,中国当前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的问题就是两种:不明白,或者装糊涂。
在“大国”的意义上,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如果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地跨地区再配置,那么,不同城市将能够有效地形成差异化的分工体系,生产要素的地区间配置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在资源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将形成经济集聚的趋势,并能够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城市化的优势
经济的本能就是追逐密度和规模,城市就是规模经济最集中的体现。
规模经济体现为三大效应,第一是分享(sharing)——分享固定投入。生产者有固定投入,比如说基础设施,比如说开发区建设,都有大量固定投入。人口越密集,分享基础设施投资的企业和人就越多。从消费者角度来讲,也有固定投入分享,比如说在餐馆吃饭,餐馆客流量越大,平均每个消费者分摊的餐馆投入成本就越低。
第二个效应是劳动力市场的匹配(matching)。作为生产者,要招聘什么样的人在大城市里都能招聘得到,在小城市你就可能招聘不到,因为不够专业化。反过来从劳动者这个角度来讲,你学冷门的专业,在大城市更可能找到专业匹配的工作。温州的企业做大后,常常会搬到上海来,原因就在于,当企业升级了,需要更高技能、更专业的劳动力(比如设计师)和生产型服务业,温州就满足不了这些需要了。
随之而来的第三个效应是学习效应(learning)——劳动力专业化以后就越做越好,这叫自己跟自己学,积累经验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大学生为什么毕业以后愿意留在上海?我们很多人说大城市里大学生多,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大学生其实不傻,一个人在选择自己的就业地的时候,他考虑的是终身的收益,大学生初次就业后的起薪虽然只有几千块,但是他在一个会计事务所里干一年,跳个槽,收入可能会翻一倍。这就是学习效应的体现。
更为重要的是,生活在大城市里,还能够向周围的高技能劳动力学习,在与别人的交流中提高自己,这叫做“人力资本外部性”。经济学家认为,城市里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学生要在大城市扎堆。为什么现在大城市人越来越多?因为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了,现代经济里面越来越多的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什么全世界一流的演员、教授、医生、做咨询的和金融的往往都在大城市?他们难道不知道大城市比较拥挤,并且房价贵吗?都知道。但他们还是到大城市来,因为规模经济、匹配效应和学习效应。
三、关于城市病及其治理
发展大城市的忧虑,包括备受责难的“城市病”,主要体现在拥挤、污染和犯罪三个方面,并且也常常认为需要通过控制城市规模来避免“城市病”。
那么,这些认识正确吗?如何防范城市病呢?
1.城市病的根源
城市人口规模一再突破“规划”,常用来作为控制人口的理由,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今天我们特大城市面临的各种城市病,是不是因为若干年前决定城市建设的预测人口规模,远远低于实际的人口规模导致的?
很多人认为大城市要考虑承载的问题,但如果我们理性分析一下就会明白,在城市规模的物理极限到来之前,价格机制已经成为制约城市扩张的力量。如果制约城市人口增长的因素,如水,电,交通,环境和公共服务,都可以随着经济发展以及技术和管理进步而不断调整,那么城市的人口承载力就可以持续增长。从世界上其他国际大都市的状态来看,最终城市的人口规模增长速度会随着规模经济效应逐渐释放而放缓,但人口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2.挤挤更环保
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反而更环保,有点让人难以相信,但这是事实。环保的出路是提高人口密度。在高密度的城市里,人均居住面积小,人们与生活设施和工作场所之间的距离近,快速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发达,减少开车。这样,在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节能减排。
3.何为宜居城市
追求物质富足仍然是人性的首要因素。然后才是对自然环境、安全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以及公共治理的追求。很多今天的宜居城市,如伦敦、东京,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也曾是污染特别严重的城市。环境改善环境最终还是要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当制造业被逐渐转出,技术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活方式向绿色环保转变,居民对于汽车的使用量的控制,城市环境就改善了。
因此,治理城市病的正确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一步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并转变生活方式。
以上是我学习这本书的一些心得,但这些内容远不是本书的全部。我建议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读读这本书,对我们认识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进行人生选择,颇有启发和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