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人民公园的柳树刚抽芽那阵，每天晨跑的老陈总会遇见那个女人。女人总把一辆褪色的蓝色电动车停在公园东门的人行道上，车筐里塞着个黑帆布包，拉链拉到一半，露出里面堆叠的红绿色药盒，像极了老陈小时候校门口小卖部卖的廉价糖果。
老陈第一次注意到女人，是因为她和周围的环境太不搭。早春的嘉兴还带着湿冷，晨练的人裹着羽绒服匆匆而过，女人却穿着件米白色风衣，头发用珍珠发卡别在耳后，露出光洁的额头。电动车支在香樟树底下，她就坐在后座上，双手交叠放在膝头，眼神望着湖面，不像做生意的，倒像在等什么人。
“那女的天天在这儿，卖啥呢？”老陈指着女人问一起晨跑的老张。老张退休前在市场监管局待过，他往那边瞥了一眼，压低声音说，估摸是卖性药、激情水、避孕套、性玩具这类五花八门的商品。
老陈当时还不信。女人肤白文雅，说话轻声细语，有次他路过时，听见女人跟一个老头解释：“这个是持久性的，按说明吃，没副作用。”老头犹豫了半天，掏了七十块钱买了盒红色包装的药，女人还特意叮嘱：“别跟旁人说，我这儿就剩几盒了。”
后来听公园门口卖早点的王婶说，女人姓周，家就住在附近的老小区。去年夏天在十字路口被一辆货车撞了，伤得很重，肋骨断了三根，锁骨也裂了，脊椎上打了不少钢钉，后脖缝了好几十针。“那司机也是个霉蛋，没买保险，家里穷得叮当响，赔了几万块就赔不动了。”王婶一边翻着油条，一边叹气，“周姐以前在服装厂上班，出事后干不了重活，男人前年又得了糖尿病，家里就靠她这点‘生意’撑着。”
老陈这才明白，周姐车筐里那些五颜六色的药盒，不是普通的保健品。有次他故意放慢脚步，路过时瞟了一眼那包，隐约看见盒子上印着“持久”“速效”的字样，还有些外文——老张说的没错，这些药即便正规药品私下买卖都违法，现在管得紧。
但老陈始终没见过周姐有多少生意。大多数时候，她就坐在电动车上，要么整理药盒，要么拿出手机看，屏幕上大概是跟官司相关的信息——王婶说，她的赔偿案还在拖，法院判了司机赔二十多万，但对方实在拿不出钱，执行起来难上加难。有次老陈看见周姐对着手机抹眼泪，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打字，大概是在跟律师沟通，又或者是在跟家里人报平安。
有一回，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在周姐车旁停了下来，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问：“有没有正宗伟哥？”周姐从包里拿出一盒包装精致的药，上面印着些洋文字，声音压得更低：“这个效果好，九十块一盒，就剩两盒了。”男人犹豫了一下，还是掏钱买了。老陈注意到，周姐接过钱的时候，手指有些发抖，把钱塞进风衣内袋时，动作很快，像是怕被人看见。也有些胆肥的好色之徒，买药时趁机问些乱七八糟的荤话调戏她，可周姐只卖性药不卖身，那些想给钱进行性交易的人，终究是想多了，也不怕把她这受过重伤的身子搞散架。
老张说，这种“黑药”利润高，但风险也大。“工商、药监查得严，一旦被抓住，不仅要没收药品，还得罚款。”他还说，以前他们局里端过类似的摊点，那些药里有的掺了西地那非，有的甚至加了违禁成分，碰到有心脏病的人会出人命。周姐也是没办法，要是有别的活路，谁愿意干这个？”
周姐一般早上七点到九点在公园东门，九点后就移到十字路口的人行道上，那里人流量大，又靠近公交站。中午她会回家吃饭，下午两点再出来，一直待到傍晚六点。有时候遇到下雨天，她会把电动车停在公交站的雨棚下，自己撑着一把碎花伞，依旧坐在后座上，黑包放在腿上，生怕被雨淋湿。
大概过了三个多月，嘉兴的天气渐渐热了起来，香樟树的叶子变得浓密。有天老陈到公园玩时，突然发现东门的香樟树下空了，蓝色的电动车不见了，只有几片落叶在地上打转。他以为周姐是换了地方，下午到十字路口，也没看见她的身影。
老陈问王婶：“周姐怎么没来？”王婶摇了摇头：“好几天没见了。听说前阵子有工商的人在这一带巡查，估计是被盯上了，不敢来了。”她顿了顿，又说：“也有可能是官司有进展了，或者找到别的活了。希望她能好起来吧，一个女人家，太难了。”
后来老陈再也没在南湖公园附近见过周姐。有时候晨跑经过那棵香樟树，他会下意识地往那边看，总觉得还能看见那个穿着米白色风衣的女人，坐在电动车上，望着湖面。老张说，那些卖“黑药”的，要么被抓了，要么就是自己收手了，“这种生意做不长久，风险太大，再说那些药容易出事故，早停早好。”
但老陈总想起周姐后背的伤疤，想起她对着手机抹眼泪的样子。或许她后来找到了一份正经工作，在某个小厂里做着轻松的活；或许她的赔偿款终于拿到了一部分，能给男人买点好药；又或许，她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卖那些五颜六色的药盒，在某个没人知道的街角，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南湖的水依旧平静，岸边的柳树绿了又黄，晨跑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只有那棵香樟树还在原地，风吹过的时候，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那个关于生存与挣扎的故事，一个被时光渐渐淹没的，属于嘉兴街头某个中年女人的故事。 ～晨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