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学习的是《课程的逻辑》中第三章课程改革：挑战与反思。钟启泉教授在本章开明宗义的说明，新课程背景下的学校教育作为汲取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归根到底是旨在促进每一个学生健全成长的活动，而不是“教化”和“训练”。我国的教育发展既缺乏资金、人员、技术，但更缺乏的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当前课改的问题面临种种困难，但作者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是课程改革引起的，它只不过是催化了旧体制，使得旧体制的问题浮出水面而已。他提出下列三个瓶颈可能是导致当前课改出现困境的最主要原因。即高考制度滞后导致应试教育积重难返；教育立法滞后导致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教师研究滞后导致如何帮助教师转换角色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需要亟待改变。但不管怎样，无论改革与反改革的声浪是否会持续改革的全过程，但将改革进行到底是绝对的，倒退没有出路。

       本次改革区别于建国以后的前七次改革，始终把学生的发展置于中心地位，概况起来，力图实现三大转变。即课程改革从“集权”到“放权”的转型；课程范式从“科学中心课程”到“社会建构中心课程”的转型；教学规范从“传递中心教学”到“探究中心教学”的转型。但大家都知道，在实践过程这些理念难以落地，有些还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学科之间的衔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精英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教科书编制中的克隆现象，教师的课程惰性等等，作者认为这些设计愿景与实践层面的落差是正常的，而要弥补这些落差，一需要通过对话、讨论（概念重建）来解决；二需要通过教师培训（教师专业成长）来解决，当然，这需要教师培训质量的提高，因此，必须确立新的教师培训制度。

       而对于我国教育发展中缺乏的资金、人员、技术等问题，作者认为确实存在，更最根本的还是缺乏对思维方式的变革。因为在课程规划（现实维度与未来维度）、基础理论（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课堂教学（接受式学习与探究式学习）等方面，人们往往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论，因此，需要在这些方面求得“变与不变”的两者的统一，而要实现这个统一，就必须通过改革实践本身来解决。同时，为求得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作者认为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的准备和配套资金的支撑。因此，必须把课程和教学的改革纳入到国家教育行政层面的议事日程和学校改革实践的中心地位，这就需要高瞻远瞩的发展规划介入。通过以上分析，最后作者对这场改革给出的结论建议是：（1）需要寻求整体推进的课程改革的合理的、适度的、透明的步伐。（2）需要一系列教育制度——包括教师教育制度、教育评价制度、问责制度、中介性监管机制的确立，乃至教育科学的重建；（3）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配套的经费支撑。因为归根到底，课程改革是一种“学校文化”的转型，它要求的是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化。它绝非一场一蹴而就的革命。因为教育实践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变革越是精雕细琢，才越得到确实的结果。

        钟老的话说得很激烈，事实上，从2003年试点，2004年全面铺开的这场改革已经十多年过去的，但你仔细看看学校的课堂，可以这么说，变化有真的不大，这是为什么？出了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往往把板子打在教师身上，说经都是好的，都是教师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而这些年教师培训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教育投入的资金也是海量的，家长对教育的投入也非常重视，特别信息化这一块浙江几乎可以与欧美国家相比，但为什么多数的课堂教学依旧涛声依旧，我觉得，一方面是受社会环境（优质资源有限）的影响，特别是升学考试的指挥棒影响，教师放不开手脚，而家长都是用脚投票的，一旦涉及自己的孩子，往往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非理性思考；二是改革的理论几乎都泊自于国外，没有与本土的文化传统进行有机融合（当然国内确实没有总结或好好宣传基于本土的理论体系）；三是文化基因的影响，儒家文化圈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教育方式本身存在差异；四是教师的培训实效性、针对性还不强。回想这场改革推进的时候就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没有必要的制度建设，资金、技术、环境支撑，广大教师确实也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当然从思维方式上要产生巨变这是勉为其难的。

       总之，课程改革是一个进行时，虽然会面临种种困境，但不断推进教师育人理念与思维方式的转变，不断加强文化转型的必要性宣传，不断加强制度的保障，改革还是能不断深化的，这么多年走过来，在课程建设与课堂教学方面，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总认为，文化变革不是革命，非要来一场不破不立的运动，毕竟真理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这一点，事实上在顾泠沅老先生的数学教育研究当中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