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科学习日语，毕业后从事过近三年外版书编辑工作，经手图书数十本。一次帮朋友写软文时，他评价说，我的文章风格很特别，有一种翻译体。我仔细再看看自己信手写的文章，确实倒装、长句、复杂句等中文中本不常用的句式很多。

在读余光中先生《翻译乃大道》前，我从未意识到以上现象对我写作的妨碍。看来，编辑工作一方面对我的文字进行了训练，另一方面也留下了后遗症。

最近参加认知写作课程，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翻译乃大道》，萌生了进一步学好中文、日文、英文的决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先从紧紧跟上认知写作课程的节奏开始。

读书摘录

先将书中一些触动我的段落记录如下：

何为好翻译

要介绍西洋文学，尤其是文学，翻译是最直接可靠的手段。翻译对文学的贡献，远比我们想象的伟大。

大翻译家都是高明的“文字的媒婆”，他得具有一种能力，将两种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是冤家的文字，配成情投意合的一对佳偶。将外文译成中文，需要该种外文的理解力和中文的表达力。

创作可以凭“才气”，批评却需要大量的学问和灼见。

一篇上乘的批评文章，警语成串，灵感闪烁，自身就是一个欣赏的对象。谁耐烦去看资料的堆积和教条的练习？

最年轻，是因为中国的文字弹性极大，文法变迁极小，因而一千年前甚或两千年前的一首诗，往往能以原文诉诸今日的读者。

中国文法的弹性和韧性是独特的。

富于弹性与持久性的文字。

流行的观念，总以为所谓翻译者也，不过是逐字逐词地换成另一种文字，就像解电文的密码一般；不然就像演算代数习题一般，用文字去代表数字就行了。

一位作家如果兼事翻译，则他的译文体，多多少少会受自己原来创作文体的影响。反之，一位作家如果在某类译文中沉浸日久，则他的文体也不免要接受那种译文体的影响。

理想的译者应该是“千面人”，不是“性格演员”。

流行的翻译体就是这样：用多余的字句表达含混的思想。

译者不必兼为作家，但是心中不能不了然于创作的某些原理，手中也不能没有一枝作家的笔。

如果他是外文系的学生，我会为他指出三条途径。如果他志在语言而不在文学，则欣赏欣赏便可。如果他要做一位文学的学者，就必须博览群籍，认真而持续地研究。如果他要做一位作家，则他只要找到能启发他滋润他的先驱大师就行了。

至于妥协到什么程度，以及哪一方应该多让一步，神而明之，变通之道，就要看每一位译者自己的修养了。

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翻译的妙旨，就在这里：那句话虽然是神谕，要传给凡人时，多多少少，毕竟还要用人的方式委婉点出，否则那神谕仍留在云里雾里，高不可攀。译者介于神人之间，既要通天意，又得说人话，真是“左右为巫难”。

中西神话、宗教的区别，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西方文化的三大因素——希腊神话、基督教义、近代科学——之中，前二者决定了欧洲的古典文学。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文学里没有神话的成分。然而这些毕竟未能像希腊神话那样蔚为大观。

这些散漫的传说，在故事上过于简单，在意义上也未经大作家予以较深的引申发挥，作道德的诠释，

至于宗教，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中，更没有什么地位可言。儒家常被称为儒教，事实上儒家的宗教成分很轻。

总之，西方的诱惑、谴罚、拯救等等观念，在佛教输入之前，并不在于中国的想象之中；即使在佛教输入之后，这些观念也只流行于俗文学里而已。

西方，情人们对于死后的结合，是极为确定的。

由于对超自然世界的观念互异，中国文学似乎敏于观察，富于感情，但在驰骋想象、运用思想两方面，似乎不及西方文学；是以中国古典文学长于短篇的抒情诗和小品文，但除了少数的例外，并未产生若何宏大的史诗或叙事诗，文学批评则散漫而无系统，戏剧的创造也比西方迟了几乎两千年。

何为好的评论

一篇评介性质的文章，是“凑”的还是“写”的，内行人一目了然。

如果对于该国的文学史与该一时代的文学趋势欠缺通盘的认识，对于他的作品，平素又少涉猎，竟想临时拼凑资料，敷衍成文，没有不露出马脚来的。

笔下不通，往往是心中不通的现象。如果真想通了，一定也会写通。我甚至有一个不移的偏见，以为中文没有写通的人，外文一定也含混得可以。

其实洋学者正加倍需要雄厚的中文修养，才能抵抗那些别扭的语法和欧化的词句，也才能克服中西之异，真正把两种文学“贯”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