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么喝，大家都围到大饭桌旁，见黄三秋打开荷叶包，全是切成片的卤牛肉，估计有三四斤，果然是下酒好菜。
十几个人有坐有站着的，4只蓝花碗倒满了酒，一方一碗，大家轮流着喝。厨子烧的菜也端上来了，就两个菜，一脸盆红烧鸡，一脸盆青菜烧粉条。
薛世光和二头匠新来乍到，没有喝酒，自己在锅里盛了碗饭，站在一旁吃起来。黄三秋问了一声，不来一口？薛世光笑着摇摇头，他就不再客气了。
这酒喝得快，不到半个小时，风卷残云，酒菜精光。便有人叫喚：“打牌！打牌！”两副扑克牌甩在桌上。也不知打的什么牌，七八个人一起上，混战起来。
薛世光对打牌没兴趣，便在屋里几间房子里转了转，想看看武器在哪里，却一支枪都没找到，就连大刀长矛那样的冷兵器也没看到。心里不由得滴沽，没有武器拿什么打鬼子。
一连三天都是这样，上午跟着一道去收抗捐，中午喝酒，下午看着他们打牌，队伍也不操练，也没见上头有人来训话指导，光头钱队长也从不提搞武器打鬼子的事。
薛世光沉不住气了，背下里悄悄问黄三秋，咱自卫队什么时候能搞到枪？区里还管不管我们？黄三秋说，区长要我们自己筹款买武器。又问，咋不搞操练呢？回说，没有枪练着有什么劲。
这样的回答让薛世光很失望，收抗捐的钱买酒买菜都花得差不多了，这到猴年马月才能搞到枪，要是碰到鬼子就这么赤手空拳上？这样的队伍真有点不靠谱。
他想离开队伍，找二头匠商量。二头匠说，别走啊，队伍上的日子很不错呀。薛世光说，我们参加队伍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混日子的，你要不走我自个儿走。
第五天下午，薛世光趁着大家打牌的热哄时光，悄悄地离开了这支不像队伍的队伍，回到了大薛村。
回家后的薛世光没有闲着，而是加紧和村里的年轻人串联策划，准备建立自己的抗日游击队。
一天晚上，回家吃晚饭的薛世光一进家门，发现锅灶下有位姑娘正在烧火煮饭，不觉愣了一下。
母亲告诉他，这姑娘就是他那没过门的媳妇，名叫陶年喜，明天就要给他俩成亲。
什么，明天就要成亲，薛世光听了大吃一惊。
陶年喜是陶家墩子人，父亲是个教书先生，两个哥哥早年在上海纱厂做工，这样的家境在乡下也不一般，薛家和陶家订下的娃娃亲，也算是门当户对。
年喜13岁那年，因年景不好，父亲供职的村小学无人上学，也就断了学费收入。为谋生计，父亲把她送到上海，进纱厂当了童工，住在哥哥家的小棚户里。一直到“八一三”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她才和哥哥们逃回老家。这时，年喜已是个18岁的大姑娘了。
兵荒马乱之时，家中的成年姑娘都成了烫手的山芋，把她们尽快送到婆家，已成一时之风。陶家自然不敢怠慢，年喜回来的第三天上午，陶母就带着女儿来到大薛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