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表达皆为修辞
在传统的语言情境下,我们提及修辞,大抵会产生两种想法:一种是表达手段和技巧,例如比喻,排比夸张等;另一种就是诸如粉饰、遮掩、谄曲等语言的诡计。前者将修辞误解,窄化为个体修辞机巧,后者则是对修辞道德的警觉和批判。两者都过于片面,偏激。语言学家陈望道认为,人之表达皆属修辞,只不过有消极的修辞和积极的修辞之别而已。消极的修辞重在"质"和记述,较少文采上的考量;积极的修辞重在"文"和表现,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例如"我吃完饭了"就属于消极的修辞,因为它只是表达了单纯的记述,在文字表达上没有过多讲究。如果改成"我今天吃了一顿很美味的饭,有排骨、红烧鱼、肉丸......,吃得真是太饱了!",就是积极的修辞,叙述同一件事情,但积极的修辞就更讲究文字的运用。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引用陈望道的话,摒弃传统观念中修辞属辞体技巧或小人作为的观念,将人的表达皆归为修辞,只是有消极和积极之分而已。
语言的建构作用
在说服的意义上,作者从广义的角度将修辞的定义阐释为:凡以说服,认同为目的的表达皆属选择、加工、使用性的修辞。这种修辞观念的典型代表是英国修辞学者埃宁格,他认为:修辞不仅蕴藏于人类的一切传播活动中,而且它组织和规范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人不可避免的是修辞动物。这种语言观念强调语言对人的建构,即语言对人的能动性和反作用。人是语言的主人,但同时,人也是被自己和他者的语言描述、呈现、规约、导引的语言存在。人类可以自由的使用语言,表达,交流,沟通,但同时,我们也要被其包含的意义所约束,比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言而有信,我们要为自己的承诺负责。在书中,作者以剑客为喻,御剑者亦为剑所御,作为一名剑客,在姿态(轻灵洒脱)、情感(铁血柔情)、德性(行侠仗义)和信念(替天行道、功成身退)上,在人生道路和在世追求上,在个人与家国天下的关系上,皆须符合自己和他人对剑客的普遍期待。在实际生活中生活中,明星努力维持人设也是他人的语言规约人的表现,当明星粉丝因为他表现出来的某个特质而喜欢他的时候,粉丝就会在心中不断放大明星这一特质,各种夸赞他,并且希望明星能够一直保持自己心中的完美形象,所以为了满足粉丝的期待,明星就得时刻保持自己这一形象,约束自己的言行。
修辞与认同
亚里士多德认为良好的修辞需要借助"人为"和"非人为"的手段或曰条件。"非人为"即客观存在的修辞条件,诸如证据、证人、法律条款、礼式结文等;"人为"即主观上可以作出调整、改变的修辞手段,亚里士多德将之区分为三类:品格、情感、逻辑。在这三种修辞、论证方式中,品格指向了说服者的素质,拥有良好道德,信誉高的人往往更容易得到他人的信赖,说服他人。情感对应说服者的心理,在很多情境下,当人们能够和说服者产生共鸣,感同此身时,无须"摆事实、讲道理"就会认同、支持说服者。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企业都很注重品牌形象的建立,就是希望能够与消费者产生情感联系,增加消费者的好感度,产生认同。逻辑则与说服内容相关联。将其换成中国修辞理论的说法,便是服之以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认同是修辞的核心,那么何以达成认同呢?作者列举了伯克的三种认同策略:一是同情认同,即人们基于共同的情感、意见、思想和价值产生的认同。譬如许多成功人士在对年轻人发表演讲时,经常会说"我曾经也一无所有""我也一度很迷茫"诸如此类的话;二是对立认同,即虽然彼此存在矛盾冲突和对立,却因共同的"敌人"而达成认同,也就是我们说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三是曲同,也称"象征认同",比如"我们"这个词总是激发人们对于"在一起"、"共同体"的联想,符号的象征意义也是一种曲同,许多化妆品广告就经常使用这种曲同策略,通过明星代言人的展示,让受众产生一种"我也可以"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