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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日数九寒天，北风跟淬了冰似的，裹着雪粒子往窗户上撞，发出“呜呜”的响。我坐在城里的楼房里，暖气把室温烘得稳稳当当，从外边一进楼道只觉一片温热扑面而来——窗外的温度近零下二十二三度，可这寒气连楼门都没摸着，就被厚厚的墙体和滚烫的暖气片挡在了外头。楼下偶尔有行人经过，裹着羽绒服，帽子压得低低的，围巾绕了三圈，走得飞快，像是怕被这寒冬吞了去。恍惚间，我的眼前竟浮出那个黑黢黢、带着泥土气息的老物件——火盆。那是我小时候冬天里唯一的暖，是刻在骨血里的记忆，比现在的暖气更觉温暖，比任何取暖设备都更让人安心。
我老家在老哈河北岸边上的一个小村子。村子背靠一大片沙漠，边缘上的树到了冬天就剩光秃秃的枝丫，挂着厚厚的雪，像一个个披了白棉袄的老人。只觉得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雪一下就是三五天，鹅毛似的，把屋顶、院墙、田埂都盖得严严实实，连园子里土井的都冻得结结实实，得用镐头砸开一层冰才能打水。风刮在脸上，跟刀子割似的，疼得人龇牙咧嘴；要是赶上“烟炮雪”，风裹着雪往脖子里灌，走几步就浑身冻透，连睫毛上都能结上白霜。
那时候村里没有暖气，更没有火炉——不是不想有，是买不起。家家户户靠的都是火炕，炕洞子里烧玉米芯、豆棵，更多人家烧的是烟绳子草，把土炕烘热了，人裹着棉袄坐在炕上，能勉强抵挡住屋里的寒气。可土炕的热就像捂不紧的棉花，只能暖着身子底下那一块儿，屋里的空气还是冷的，窗户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花，有松枝状的，有羽毛状的，我总爱用手指在上面画圈，画着画着，指尖就冻得发麻。有时候炕烧得再旺，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还是能让人打个寒战。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火盆成了家家户户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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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盆这东西，在东北民间传了多少年，没人说得清。老人们说，早年间闯关东的人到了这儿，冬天冻得实在受不了，就找个铁盆，装上火炭，放在炕头，才算熬过来了。后来日子久了，火盆就成了东北农村冬天的“标配”。有钱人家的火盆是铜的，或者厚铁打的，盆沿上刻着“富贵牡丹”“年年有余”的花纹，擦得锃亮，往炕头一放，透着股体面；一般人家用的是薄铁盆，没什么花样，却也结实耐用；像我们这样的贫穷人家，连薄铁盆都舍不得买，只能自己做泥火盆。
做泥火盆的活儿，一般是母亲一起干，每年秋天收完庄稼她就开始准备。先是找“模子”——得是个金属盆，铁的、铝的都行，哪怕是破了个小窟窿的，也能凑合用。母亲会翻箱倒柜地找，有时候能从仓房的角落里翻出一个旧铝盆，盆沿都卷了边，她也宝贝得不行，用抹布擦了又擦，直到露出里面的金属光泽。
接着是和泥。粘土得去村外的河套边挖，要找那种细腻的黄土，没有砂石，摸起来滑溜溜的。父亲会挑个晴天，扛着铁锹去河套，挖回来一大筐粘土，倒在院子里，晒上两三天，把水汽晒干，再用筛子筛一遍，把粗颗粒筛出去，剩下的细土像面粉似的。然后是掺细沙——细沙要从河边淘，母亲会带着我去，用一个竹筛子在水里晃，把沙子里的泥洗掉，留下干净的细沙，带回家晒干。最关键的是加山羊毛，那是春天剪羊毛的时候攒下来的，一小撮一小撮地包在纸里，藏在炕席底下。“加了羊毛，泥盆就不容易裂。”母亲总是一边说，一边把羊毛撕扯开，拌进粘土和细沙里。
和泥的时候，得用温水。母亲蹲在院子里，把粘土、细沙、羊毛末按比例混在一起，倒上温水，用手反复揉。我总爱凑过去帮忙，小手伸进泥里，冰凉凉的，却又带着泥土和羊毛的腥气。母亲会把我的手拉开：“别瞎掺和。”可我还是忍不住，偷偷抓一把泥，捏成小丸子，放在旁边晒着。母亲揉好的泥，得“醒”上一段时间，让粘土和羊毛充分粘在一起，这样做出来的火盆才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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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好泥，就该“糊盆”了。把找好的金属盆倒扣在院子里的木板上，母亲会先在盆壁上抹一层薄泥，然后把醒好的泥揪成小块，一点一点往盆壁上糊，边糊边用手按实，要糊得均匀，厚度得有五厘米左右——太薄了容易碎，太厚了加热后容易裂。母亲就顺着盆子外壁，一层一层的糊完之后，整个盆像穿了一件土黄色的“外套”，圆滚滚的，透着股憨厚劲儿。
接下来就是晒泥盆。得找个向阳、通风的地方，把糊好泥的金属盆放在那里，晒上四五天。每天早上，母亲都会去翻一翻、转一转，看看晒干了没有。要是遇到阴天，还得把泥盆挪进仓房，怕淋了雨。等泥完全晒干了，颜色就从土黄色变成了深褐色，摸起来硬邦邦的。这时候，父亲会过来，小心地把金属盆从泥壳里抽出来——得慢慢抽，不能用力，不然泥盆会裂。抽出来的那一刻，一个泥火盆就成了：盆口圆圆的，盆壁厚厚的，内壁还留着金属盆的纹路，摸起来粗糙却结实。没有特殊情况，制作出来的这个火盆可以使用多年。
火盆做好了，下一步就是每天早饭后，要从灶火膛里把做饭烧的剩余柴火扒到火盆里，其实灶里的柴火只燃过八九十，外表一层灰烬其实芯子里还是热的，带着暗红色的火星。把炭火装进泥火盆，往炕头席片上一放，奇迹就发生了——炭火会慢慢散发出热量，把周围的空气都烘暖了。我总爱把小手凑到火盆上方，不碰炭火，就那么烤着，看着炭火里偶尔跳出的小火星，心里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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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是火盆最“忠实的伙伴”。那时候奶奶已经快八十了，眼睛不好，只能看见一点点光，大多数时候都是闭着眼睛。每天早上，母亲把火盆端到炕头，奶奶就会盘腿坐起来，背靠着墙，一只手摸索着拿起放在炕边的烟袋——那是个铜烟锅，烟杆是枣木的，用了几十年，包浆发亮，烟袋锅里还沾着黑乎乎的烟油子。
奶奶抽烟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她用右手捏着烟袋杆，左手摸索着去够炕席底下的旱烟盒——烟盒是用硬纸板做的，里面装着自家种的旱烟，烟叶是爷爷营务的，晒干后搓碎了放进烟盒，带着一股辛辣的香味。她捏起一小撮旱烟碎，塞进烟锅里，用大拇指按了按，按得实实的，然后把烟锅凑到火盆的炭火上，嘴巴含着烟嘴，猛吸两口。一开始没动静，她就再吸一口，直到烟锅里冒出淡淡的青烟，她才慢慢吐出来，烟圈在火盆上方飘着，慢慢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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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完一袋烟，奶奶会把烟锅在火盆边轻轻磕两下，“嗒嗒”两声，烟灰就掉在了火盆里，有时候会溅起一点火星，落在炕席上，留下一个小黑点。炕席上这样的小黑点就到处都是了，星星点点的，像是撒了一把黑芝麻。我问奶奶：“这些黑点是什么呀？”奶奶笑着说：“是火盆的脚印呀，它跟咱住了这么久，总得留下点记号。”
磕完烟灰，奶奶会用左手伸到脑后，从发髻上取下一根铁丝弯成的簪子——听说那是她结婚时，太奶奶给她的，上面锈迹斑斑，却被她擦得很亮。她用簪子在烟锅里挖了两下，把堵住烟锅眼的烟油子挖出来，再用嘴对着烟嘴吹两口，“呼”的一声，烟油子就被吹出去了，落在火盆里，凝成一个小黑球。然后她又摸索着拿起烟盒，捏烟丝，装烟锅，凑到火盆上点燃，动作一气呵成，没有一丝停顿。
我总爱坐在奶奶旁边，拉着她的衣角，听她说话。奶奶的声音很轻，带着点沙哑，她说年轻的时候，冬天比现在还冷，那时候的火盆是太奶奶传下来的铜盆，“比现在的泥盆暖，就是沉，端不动。”她说父亲小时候，总爱往火盆里埋土豆，“烤得黑乎乎的，剥了皮就吃，烫得直跳脚。她说母亲刚嫁过来的时候，不会做泥火盆，和泥的时候加少了羊毛，结果火盆裂了个缝，后来还是我教她，加了羊毛再做，才做成了。
奶奶说话的时候，眼睛虽然闭着，却像是能看见过去的日子。火盆的热度烘着她的腿，也烘着我的手，屋里静悄悄的，只有奶奶的声音和火盆里偶尔响起的“噼啪”声。那时候我不懂什么是“岁月”，只觉得和奶奶坐在火盆边，日子慢得像熬粥，却又暖得让人不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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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盆不只是取暖的工具，还是待客的“礼数”。那时候村里的人串门，不讲究什么礼物，只要能坐在炕头，烤着火盆，就觉得亲切。谁家来了客人，主人家第一句话准是：“快上炕，暖暖脚！”然后就会把火盆往客人跟前挪一挪，“烤烤手，别冻着。”
火盆最让人惦记的，还是烤东西的乐趣。那时候冬天没什么好吃的，仓房里除了白菜、土豆，就是玉米、黄豆，哪家要是有一捆粉条子，就更了不起了。可就是这些普通的东西，一放进火盆里，就能变成让人流口水的美味。
烧或烤土豆是最常吃的。母亲会从仓房里拿出几个土豆，挑那种个头很小的，埋进火盆的灰烬里。“得埋深点，不然烤不熟。”母亲一边埋，一边说。我就蹲在旁边，盯着火盆，恨不得马上就能吃到。等上半个钟头，母亲就会用一根小木棍，把土豆扒出来，土豆皮已经烤得黑乎乎的，还冒着热气，母亲会用手捏一捏，“嗯，熟了。”然后递给我一个，“小心烫，慢点吃。”我就会用两只手捧着土豆，土豆很热，我就用两只手来回倒着，等凉一点，就剥开皮——里面的土豆肉是金黄色的，软乎乎的，带着一股焦香，咬一口，满嘴都是土豆的甜味，烫得直甩手，却还是舍不得停下。一般不小心都会弄得满嘴满脸灰儿画儿的，让人见了忍不住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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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黏豆包是很让人期待的。黏豆包还不算是冬天的“稀罕物”，优点是一次性冻起来几簸箕，随时蒸透了可以当作主食吃。母亲会在秋天的时候，用黄米磨成面，包上红豆馅蒸好，然后冻在仓房的缸里或是笸箩里，只有来了客人，或者逢年过节，才会拿出来吃。有时候我会偷偷拿出一个黏豆包，裹上一层火盆里的灰烬，埋在炭火旁边，“烤着吃，比蒸的香。”等烤好把黏豆包拿出来，拍掉上面的灰，黏豆包的皮已经烤得焦脆，咬一口，里面的红豆馅流出来，甜得发腻，却让人越吃越想吃。
最有意思的是烧粉条。干粉条是母亲用来炖白菜的，放在西屋的柜子里，平时不让我碰。我总趁着母亲在灶房做饭，偷偷溜到西屋，从柜子里拿出几根干粉条，捏着一头，另一头小心翼翼地插进火盆的炭火里。粉条一碰到炭火，就“滋滋”地响，慢慢变弯、变粗，像爆米花一样，颜色也从白色变成了淡黄色。我赶紧把粉条拿出来，吹一吹，塞进嘴里——脆生生的，带着一股淀粉的香味，嚼起来“咔咔”响。有时候吃得太急，粉条渣会掉在炕上，我就赶紧捡起来，塞进嘴里，怕母亲发现。有一次，我正烤着粉条，母亲突然进来了，我吓得赶紧把粉条藏在身后，母亲却笑着说：“小馋猫，慢点吃，别烫着。”原来她早就知道了，只是没说破。
还有烤大蒜。我会从蒜辫上掰一头白皮蒜，带着皮埋进火盆的灰烬里，等上两三分钟，再扒出来——大蒜已经被烤得微微发糊，皮都皱了，剥开一瓣，放进嘴里，辣中带着一股焦香，让人忍不住想多吃几个。奶奶说：“烤大蒜能驱寒，吃了不感冒。”我就信以为真，每次烤完都要吃好几个，结果辣得直吐舌头。
要说最香的，还是母亲用搪瓷缸子在火盆上炖的肉皮干红辣椒。那时候冬天没什么青菜，饭桌上除了白菜土豆就是酸菜土豆，肉更是稀罕物。只有到了年底家里杀猪的时候，才能吃到一点肉。母亲会把杀猪时剥下来的肉皮留着，洗干净，切成细条，放在搪瓷缸里，再搓碎几个干红辣椒——那是秋天晒的，红通通的，辣劲十足。然后往缸里加一点水，把搪瓷缸子放在火盆的炭火上加热，母亲会时不时转动一下缸子，让缸底均匀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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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火的热度慢慢传到搪瓷缸里，水开始“咕噜咕噜”地响，肉皮和辣椒的香味慢慢飘出来，先是在火盆周围打转，然后扩散到整个屋里，让人忍不住直咽口水。我总爱蹲在旁边，盯着搪瓷缸子，时不时问母亲：“好了吗？好了吗？”母亲就会笑着说：“快了，再等一会儿，肉皮炖烂了才好吃。”等炖好后，母亲会把搪瓷缸子端下来，放凉一点，然后把肉皮和辣椒倒在碗里，就着白菜或是酸菜一起吃，肉皮炖得软烂，辣中带着香，连白菜都沾了肉皮的香味，好吃得让人都想舔盘子。那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菜，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香。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日子是苦的，没有暖气，没有好吃的，冬天冷得让人难受。可那时候的快乐也是真的——围着火盆，和家人在一起，烤着土豆，吃着黏豆包，听着奶奶讲故事，偶尔自己偷烧几瓣大蒜、几根粉条子就乐得不行。日子慢得像一首老歌，却暖得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
后来，日子慢慢好了起来。先是村里有人家买了火炉，烧煤的，比火盆暖多了；再后来，有了土暖气，冬天屋里能热到穿毛衣；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装了土锅炉，有的甚至安了空调，火盆早就没人用了。
我家的那个不用了的泥火盆，母亲也舍不得扔，放在仓房的角落里，只不过不知道是哪年无名的就碎了。现在想起那火盆，就仿佛又看到了奶奶坐在炕头，闭着眼睛抽烟；看到母亲在火盆上转动搪瓷缸子，香味飘满屋子；看到我自己偷偷烤粉条，笑得一脸得意。火盆里的炭火虽然早就灭了，可我却觉得，那股热度还在，暖着我的手，也暖着我的心。我知道，我记忆的不只是火盆，更是那个用火盆取暖的年代，是那个年代里的家人，是那些简单却纯粹的快乐。
有时候我会想，等我老了，是不是也会像奶奶一样，找一个农村的老屋，盘腿坐在炕头，旁边放着一个火盆，给我的孙子孙女讲过去的故事。讲那个没有暖气的冬天，讲那个黑黢黢的泥火盆，讲那些围着火盆的日子。我想，他们一定会像我小时候一样，睁着好奇的眼睛，听我讲那些关于火盆的记忆，讲那些平凡却又珍贵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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