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风卷着房西那几棵老杨树的枯枝，穿过土坯墙和耳屋子的空隙，划出“呜呜”的声响。扫在墙根下的积雪冻得邦硬邦硬的，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脆响，像是在为腊月里的各种忙碌打着拍子。年猪的嚎叫早已消散在寒风里，扫房的尘土也已落定，可家里的烟火气却愈发浓烈——扫过房，做豆腐的日子也就到了（先扫房后做豆腐，老人们说这样就不会把房子的塔灰落在豆浆里）。这不是寻常的活计，清炖豆腐是我家年三十午餐桌上压阵的硬菜，豆腐馅更是除夕饺子的“半边江山”，容不得半点马虎。就像《平凡的世界》里庄稼人侍弄土地那般，爹娘对待这桩事，也透着一股子敬畏与郑重。
一、炕头筛豆，指尖分良莠
土炕被八九点钟的太阳晒得暖融融的，母亲搬来那张掉了漆的方桌放在炕上。方桌四条腿都垫着碎布，免得在炕席上磨出印子，靠炕里的两条腿垫得稍高。后来才明白，这是方便黄豆朝外滚呀！半袋秋收的黄豆斜倚在炕沿上，袋口的麻绳也松了半截，金黄的豆粒探出头，像一群好奇的小脑袋。我那时才比到方桌高一头，却也学着大人的模样，大模大样地蜷腿坐在炕里，把小腿塞进桌子底下，膝盖上搁着一个比我胳膊还宽的小簸箕，活像个小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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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站在炕边，身前也支着一个大簸箕，簸箕沿儿正好抵着她的腰。她从灶房摸出那个掉了瓷的搪瓷缸子，从口袋里舀起黄豆往方桌上倒，“哗啦啦”一声，豆粒像刚出笼的小黄鸡，在桌面上四处乱蹦。我慌忙伸出胳膊拢住它们，生怕哪粒滚到炕席的缝隙里。等豆子安分了，我便用右手拨着，让那些圆滚滚、颗粒饱满的黄豆自己滚进腿上的小簸箕，左手则慢悠悠地挑出混在里面的小石子、干豆桔梗，还有被虫蛀出小洞的残豆。
正拨弄着，我偷眼瞅向母亲，手里的动作竟忘了继续。同样是挑豆子，母亲的双手像被施了魔法，左手捡劣豆，右手拨好豆，节拍比我快了三四拍。黄豆在她指尖仿佛有了灵性，就着炕桌的坡度齐刷刷地溜进大簸箕，桌面很快就清出一片亮堂。她眼神专注地落在豆子上，连我盯着她看了半晌都没察觉。直到桌上的豆子见了底，她“哗啦”一声又倒上一缸子，才转头瞅见发愣的我，嘴角弯了弯没说话，只是用下巴朝桌面努了努。我吐了吐舌头，赶紧低下头，装作认真挑豆的样子，心里却还想着她那双手的“魔力”。
小孩儿的耐心总像檐下的冰凌，看着厚实，晒一会儿就化了。挑了不到半个小时，胳膊就端得开始发酸，我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低下头，让眼睛和桌面齐平，瞄准一粒圆溜溜的黄豆，拇指和中指撮在一起，猛地一弹——“丢儿”，黄豆像只受惊的小雀，直奔地下红漆柜而去。一来二去，好几粒黄豆都成了我的“箭靶”，正玩得忘形，脑门突然被轻轻拍了一下。抬头时，母亲正瞪着我，眼神里带着点嗔怪，又有点好笑，那模样，多年后想起来，还像在眼前一般清晰。 三十多斤黄豆，在我和母亲的指尖下慢慢“筛”出了模样。母亲又把挑好的豆子倒进大簸箕，站在院当心迎着风簸了两回，最后一点杂质被风吹到墙根，黄豆在簸箕里金灿灿的。
二、瓦盆浸豆，时光酿饱满
扫净炕头的“战场”，母亲把挑好的黄豆分装在两个粗釉瓦盆里。瓦盆是奶奶分家传下来的，身上的两道裂痕已经被麻绳掬上了，不漏一点水。边缘有些磕碰，却透着一股子温润的旧气。她提着水瓢往盆里倒温水，水刚没过豆子一指节，就停了手，“水多了豆子泡不透，少了又发僵”，她一边擦着盆沿的水渍，一边念叨着，像是在跟豆子说话。
豆子在瓦盆里安静下来，起初还是硬邦邦的小颗粒，透着股倔强的劲儿。十多个小时过去，再去看时，它们竟像充了气似的，胖乎乎地胀开，表皮变得透亮，捏在手里软乎乎的，透着股水灵劲儿。我总爱蹲在瓦盆边，把泡好的黄豆一颗颗捡起来，又轻轻丢回去，听它们在水里发出“噗通噗通”的轻响，像在跟我打招呼。母亲见了，总说“别玩了，小心把豆子捏破了”，可语气里没有真的责怪，就像她对院子里的鸡、圈里的猪那般，带着点无奈的温柔。
泡豆子的间隙，父亲也没闲着。从村里张大爷家借来两扇小磨盘，磨盘浑身布满细密的纹路，像是刻着岁月的密码。他在里屋地上支起两条长板凳，把磨盘轻轻搁上去，又端来温水，用炊帚细细刷洗磨盘的每一道纹路。下扇磨盘中间插着“磨脐”，固定住上下两扇，上扇磨盘边缘内侧的孔里插着弯木做的“磨拐”，另一头的小孔，就是给泡好的黄豆“安家”的地方。父亲擦得仔细，连板凳腿上的泥垢都抠得干干净净，仿佛这不是借来的工具，而是自家最金贵的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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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磨转响，晨雾裹辛劳
天还没亮透，窗外还是一片墨蓝，只有灶房的门帘缝透出一点昏黄的光。父亲已经坐在磨盘的板凳上，拉开了磨豆子的架势。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向前探着身子，右手紧紧攥住“磨拐”，猛地向右前方一用力，磨盘“吱呀——”一声转了起来，像在唤醒沉睡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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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身揉着眼睛凑过去，只见父亲左手端着铝勺，从瓦盆里舀出泡好的黄豆，小心翼翼地倒进上扇磨盘的小孔里。黄豆顺着孔慢慢往下滑，他又往孔里添了一小勺温水，磨盘转着转着，乳白色的豆浆就从磨盘的缝隙里渗出来，像细线似的，慢慢滴进板凳下的白铝盆里。一圈，两圈，磨盘转得越来越稳，豆浆也越积越多，在铝盆里漾起小小的涟漪。
没多大一会儿，父亲的额头就渗出了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板凳上。他把棉袄的扣子解开，露出里面的秋衣，可后背还是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右手酸了，就换左手攥磨拐，左手舀豆子累了，再换右手，动作衔接得像演了千百遍的戏。两个哥哥也凑过来帮忙，大哥攥着磨拐转了没几圈，脸就憋得通红，毕竟身小力不足，二哥就帮着舀豆子，我年纪小，帮不上大忙，就蹲在铝盆边，等盆里的豆浆快满了，赶紧端起旁边的空盆，把豆浆舀过去——能帮上这点小忙，心里竟比吃了糖还甜。
磨完两盆黄豆时，天已经大亮，父亲终于停下磨拐，长长地舒了口气，额前的头发都被汗水粘在了一起。他伸手捶了捶腰，脸上带着疲惫，却透着股踏实。我端着最后一盆豆浆往厨房走，豆浆的清香在屋子里漫开，那味道，后来在城里的早餐铺里再也没闻到过——那是辛劳里透着的香甜，是日子里藏着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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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热灶熬浆，烟火护周全
厨房的灶台早已被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两口黑铁锅架在东西两个灶台上，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把墙面熏得黑亮。磨好的豆浆都倒进了墙角的二缸里，只装了近半缸，像一汪乳白色的泉。母亲趁父亲歇着的空，烧了两大锅开水，又把两根方木、一根圆木棍刷洗干净，靠在灶台边，像是随时待命的“帮手”。
一家人简单吃了点玉米饭，就围着灶台忙活起来。两锅水“咕嘟咕嘟”地滚开着，挺杆锅盖被蒸汽顶得“咚咚”响。母亲揭开锅盖的瞬间，热气像潮水似的涌出来，瞬间填满了整个厨房，连对面的土墙都看不清了。我们只能猫着腰，低头在热气里摸索着走动，睫毛上很快挂满了小水珠。母亲用盆舀着开水，一点点倒进装豆浆的二缸，二缸里快满了。父亲则握着圆木棍，在缸里不停地搅动。豆浆和开水交融着，表层慢慢浮起一层雪白的泡沫，像撒了一层弹好的棉花。母亲赶紧拿起笊篱，一点点把泡沫捞出来，“这泡沫不捞净，待会儿点不出豆腐”，她一边捞一边说，声音在热气里显得有些模糊。
接下来是“过包”了——过滤豆渣。大哥和二哥搬来两根方木，并排架在东灶的锅沿上，上面铺好木篦子。母亲从柜子里拿出新拆封的笼布，米白色的棉布透着一股新布料的气息。两个哥哥站在灶台两边，各抓住笼布的两个角，把布撑开架在铁锅上，像一张小小的网。父亲端着盆，从缸里舀出豆浆，慢慢倒进笼布里。豆浆顺着笼布细小的缝隙往下淌，流进锅里，笼布上渐渐积起了豆渣。“干货上来啦！”我站在灶台边，踮着脚大叫。大哥和二哥赶紧把笼布的四角收拢，拧成一个团，双手用力往下按，想把豆渣里的豆浆挤出来。可刚按了几下，两人就猛地缩回手——豆浆太烫了，指尖都红了。
这时父亲从墙角拿起一个木夹板，那是他用两块方木和一根铁轴做的，边缘磨得光滑。“用这个”，他说着把夹板递给哥哥们。笼布包放进夹板里，轻轻一压，豆浆就顺着夹板的缝隙往下淌，比用手按省力多了，还不烫手。我凑过去，学着父亲的样子，帮着扶住夹板的把手，看着豆浆一点点流进锅里，心里满是佩服——父亲不像书里的能人那样会讲大道理，可他总能想出最简单的法子，把难办的事变得容易。
过完包的豆浆装满了东西灶两口锅，刚到锅沿，不多不少。接下来熬浆才是“险关”——母亲说，去年村东头老李家做豆腐，熬浆时没看住火，豆浆“噗”地一下淤了锅，流了一地，一家人看着空荡荡的锅，欲哭无泪。所以父母亲分工，每人守着一口锅，眼睛死死盯着锅里的豆浆。我和大哥负责东西两灶烧火，不敢添太多柴，也不敢让火太小，只看着灶膛里的火苗忽明忽暗，映着全家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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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浆慢慢升温，表层冒出细小的气泡，像撒了一把碎银，接着又结出一层薄薄的豆皮，在水面上轻轻晃动。母亲让我慢些添柴，又端来半盆凉水放在灶台边。突然，东灶的锅边“咕嘟”一声，翻起一个大大的水花，豆浆眼看着就要溢出来。母亲赶紧拿起舀子，在水花处舀起一勺豆浆，又慢慢倒回去，反复几下，锅里的豆浆才安稳下来。西灶的锅也跟着“闹腾”，父亲不慌不忙，舀起一勺凉水，顶着翻花处淋下去，“滋啦”一声，满锅的豆浆瞬间安静了。
我已经忘记是几个开锅了。等豆浆真正熬熟时，灶膛里的火已经小了下去。我和哥哥们迫不及待地拿碗盛了豆浆，撒上一勺白糖，抿一口，清甜里带着豆子的香，烫得直哈气，却舍不得放下碗。母亲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嘴角带着笑，自己却没顾上喝一口——她总是这样，把最好的留给我们，自己却忙着下一个环节。那时不懂，只觉得这豆浆是世上最好的美味；后来长大了，在城里喝了无数杯豆浆，却再也找不到那样的味道，那味道里，藏着父母亲的爱，也藏着故乡的暖。
五、卤水点化，方寸凝匠心
熬好的豆浆再一次被请回到刷洗干净的二缸里。要先晾一会儿，等温度降到不烫手，才到了“卤水点豆腐”的关键一步。这个技术活这些年一直是父亲的专利。他从仓房里拿出一个玻璃罐头瓶，里面装着大半瓶灰扑扑的颗粒，比大青盐粒小一圈，那就是卤水。母亲总说，这东西金贵，也凶险，“喝了能死人”，可老祖宗偏偏发现，它能让稀溜溜的豆浆变成紧实的豆腐。后来上了初中，学了化学才知道，这是蛋白质的凝固反应，可在当时，只觉得这是父亲的“魔法”。
父亲拿着长柄铝勺，从罐头瓶里舀出一点卤水粒，放进勺里，又舀了些豆浆，轻轻晃动勺子。没一会儿，勺子里就结出了细小的豆腐脑，像碎云朵似的。他这才放心地把勺子伸进二缸，沿着缸壁慢慢搅动。豆浆渐渐变得混浊，细小的颗粒一点点变大、聚集，最后整个缸里都成了大朵大朵颤巍巍的豆腐脑，卤水的清汤慢慢浮在上面。父亲一边搅动，一边时不时停下来观察，手里的动作很轻，像是在呵护什么珍宝。“卤水不能多，多了豆腐就老了，嚼着像柴火；也不能少，少了凝不起来，成不了块”，他嘴里念叨着，像是在跟豆浆说话，又像是在教我们做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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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要把豆腐脑倒进铺好笼布的竹筛里。竹筛放在木架上，笼布铺得平平整整。我们哥仨帮忙端着盆，把豆腐脑舀起来一点点倒进筛子，看着豆腐脑在笼布里堆成小山，心里满是期待。倒完后，父亲把笼布的四角收拢，包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包，上面压上一块干净的木板，木板上再压一个装满水的水桶。“压十五分钟，不能多也不能少”，父亲说着，看了一眼墙上的旧挂钟——那挂钟还是父母亲结婚时买的，指针走得有些慢，却从没耽误过家里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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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的十五分钟格外漫长。我总忍不住凑过去，想看看笼布里的豆腐变成了什么样，却被母亲拦住，“别急，好东西得等”。她坐在灶台边，一边收拾着用过的笼布、勺子，一边跟我们说，她小时候，姥姥做豆腐，也是这样压包，“那时候不用水桶，就用石头压，压出来的豆腐更紧实”。阳光透过厨房的窗棂，照在母亲的头发上，她的鬓角已经有了几根白发，在光里闪着亮，像撒了一把碎雪。不知不觉间，母亲的青春压满了岁月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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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暖锅炖香，岁月忆绵长
十五分钟一到，父亲拎开水桶，揭去木板，掀开笼布，一整块方方正正的豆腐就露了出来。豆腐带着淡淡的黄色，表面光滑，用手按一下，紧实却不硬，透着股韧劲。我欢呼着凑过去，想伸手摸一摸，却被母亲拦住，“刚做好的豆腐嫩，别碰坏了”。她小心翼翼地用铲子把豆腐切成大块，放进西灶台的锅里，又切了些肥瘦相间的猪肉、自家腌的酸菜，一起放进锅里，加上水慢慢炖起来。
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开了，猪肉的香、酸菜的酸、豆腐的鲜混在一起，顺着锅盖的缝隙往外钻，飘满了整个屋子，连院子里都能闻到。我们哥仨围着灶台转来转去，眼睛盯着锅不时地问“好了没”。母亲笑着说“急什么得炖透了豆腐才香”。父亲歇下来坐在炕沿上，看着我们，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
炖好的豆腐终于端上桌时，午时的阳光正好透过窗纸，照在碗里。用筷子夹起一块，豆腐吸饱了肉汤颤巍巍的，咬一口外韧里嫩，带着酸菜的清爽和猪肉的醇香，咽下去暖到心里。我们吃得狼吞虎咽，母亲却很少动筷子，只是不停地给我们夹菜，“慢点吃，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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