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我们都是世间小儿女»，收获点滴。
一、在文章的结构上，汪曾祺主张“随便”。
有人提出“随便”不宜，让人家那些讲究文章结构的作家情何以堪？汪曾祺便补充为是“苦心经营的随便”。他倾向“为文无法”，既无定法。向往苏轼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正因为坚持这样的创作风格，所以汪曾祺的小说被称为“散文化”的风格。
这大概是我在阅读了他的许多作品后，一直弄不清楚，究竟哪篇是小说，哪篇是散文的原因。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内容又多取自他的生活亲历中，文风又总是那么平实自然，娓娓道来。
汪老强调作品的语言，是作者文化修养的映照。
语言的美不在于一个又一个华丽的句子，而在于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相互关系。
清代学者包世臣在论王羲之的书法时，有这样的评价：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好的语言也正当如此，在这方面，汪老有过形象的比喻。他说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动，百枝摇；但语言像水，是液体，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