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之行，不可以绕过一个地方——“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的杜甫草堂。
曾经年少轻狂，只爱李白的汪洋恣肆、飘逸豪放，却对杜甫的悲天悯人不甚感冒。而今倘佯在秋日的草堂，又一次吟咏老杜句句沉郁顿挫的诗句，对他的景仰油然而生。仰慕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更仰慕他敢于揭露和批判黑暗、腐朽的无畏和正义。
说起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等等佳句便扑面而来，而他的《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成为了千古绝唱，甚至韩愈都直言不讳地讲：“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然而这位满腹才华的诗圣却一生颠沛流离，有人说杜甫活了五十九岁却好像整整活了两个世纪，因为他一生所经历的几乎浓缩了个体生命所能承受的全部苦难。
公元712年杜甫出生在今天西安一带一个显赫的士族家庭，因为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杜甫七岁便开始作诗，正所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二十岁弱冠之年杜甫离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之后来到洛阳参加进士考试落榜，不久后便开始了齐赵之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再回到长安已经是三十六岁。在十多年的漫游生活中杜甫以山水寄托着自己的理想，探索山水自然，体验风俗民情，这一切都为他的诗歌创作输送着源源不断的灵感。此时正值开元盛世，杜甫曾在《忆昔》中回忆当年的盛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此时杜甫所创作的诗作大多气象宏阔、语调激昂，充满进取精神，正如他早期的名作《望岳》，字里行间透露着诗人的踌躇之志，体现着盛唐的气魄。
天宝后期唐朝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荣却已是危机四伏，官场的不顺和父亲的病故给了杜甫沉重的打击，而此时的诗人恰是通过个人生活的变故看到了国家与人民的不幸。在他四十一岁那年写下了名篇《兵车行》，真实记录了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途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而这首诗也标记着杜甫风格的转变。
四十四岁的杜甫在长安谋得了一个小小的官职，不久后回家探亲，一路上民不聊生的景象加之幼子饿死的噩耗，让痛心疾首的杜甫提笔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这首长诗中诗人把统治阶层醉生梦死的生活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进行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不公。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长安陷落，杜甫曾一度被困在叛军占据的长安，眼见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春回大地却满城荒凉，他不禁触景生情，发出深重的忧伤和感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而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正因浸满了血泪而达到了巅峰状态。《悲陈陶》、《北征》、《三吏》《三别》等传世名篇不绝咏出。
公元759年岁末，为了避难和生存，已年近五十饱经离乱之苦的杜甫带着妻儿由陇入蜀，起初在成都西郊的一处古寺借住，靠旧友高适接济。次年桃红柳绿之时，友人在浣花溪边为他觅得了一处景色清幽之地筑屋建房，但此时的他已一贫如洗，表弟王十五知悉后，雪中送炭，慷慨资助。为此，诗人在《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遗营草堂赀》一诗中，以十分感激的心情说：“客里何迁次，江边正寂寥。肯来寻一老，愁破是今朝。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唯表弟，还往莫辞劳。”
至此“半生落魄已成翁”的诗人，总算有了一处可以遮风避雨、属于自己的暖巢。尽管是有些寒酸的低矮草堂，但诗人却十分满足，“背郭堂成荫白茅”，“野老墙低还是家”。一派田园风光的草堂成为诗人一生中最美的精神家园。在近四年的时间里他留下了240余首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人还曾一改以往的诗风，写就不少田园诗，如《为农》、《田舍》、《独酌》等，诗中描绘风月、记录安宁闲适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让杜甫再度携家人逃离蜀地。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安史之乱结束后五十六岁的杜甫写下了这首《登高》，当时他本已进入好友严武的幕府，然严武却在不久后病逝，失去了依靠的诗人只得离开经营了多年的草堂买舟南下，几经周折来到夔门。此时的杜甫已病魔缠身却依旧艰辛，一日独自登上夔州白帝城外的高台，登高远望百感交集，于是就有了这首被誉为“七律之冠”的《登高》。相比他早年所写《望岳》时的意气风发，此时的《登高》则显得沧桑沉郁。有人形容“望岳”是一个少年在放歌，而“登高”则成了一位老者苍凉的叹息。
五十七岁那年杜甫乘舟出三峡，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上漂泊，“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他无所凭依只有一叶小舟，尝尽了残杯冷炙，不到两年便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诗人艰难漂泊的一生在这里有了一个凄凉的结果，他离开的那一刻虽然没能等来广厦千万，却让那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呼喊回响了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