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年初在我最近五个月的生活中，我什么也写不出来，我本该对此满意的，这种状态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取代，尽管所有力量都有此义务。在这五个月后，我终于心血来潮，再度想要与我自己对话了。当我真的向我自己提问时，我还总是给予答复的，总有东西可以从我这个稻草堆中拍打出来。五个月来我便是这么一个稻草堆，其命运似乎应该是：在夏天被点燃，旁观者还来不及眨一眨眼，便已化为灰烬。这种命运偏偏要落在我的头上！它落在我的头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甚至对倒霉的时期我也毫无悔恨。我的状况不是不幸，但也不是幸福，不是冷漠，不是孱弱，不是疲惫，也不是其他兴趣。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对此一无所知，也许与我写作无能有关。
我相信我是理解这种无能的，却分明不知其因。比如说吧，一切闯入我脑子里的东西都不是有头有尾地闯入的，而是在什么地方拦腰截取的。谁有本事，不妨试试去抓住这些东西，试试去抓住一棵从当中开始长起的草，且抓住不放。有些人会这种技巧，比如日本杂耍艺人，他们在一架梯子上爬，这架梯子不是支在地上，而是抵在一个躺着的人的竖起力脚掌上，这架梯子也不是倚在墙上，而是悬空的。我不会这一套，更何况连用来支撑我的梯子的那样的脚掌也没有。这当然不能说明一切，这样提问题也不能令我开口回答。但每天按理说至少应该有一行文字是针对我的，就像人们现在用望远镜对着慧星一样。
然而一旦我出现在那么一个句子面前，为那个句子所吸引，就像去年圣诞节期间那样，这时我就只能保持镇静，这时我真的好像踏着我的梯子的最上面一级了。但我的梯子是平稳地支在地上，靠在墙上的。可是那是什么样的地，什么样的墙！然而这架梯子却倒不了，于是它便被我的脚踏着往地上压，于是它托起我的脚朝墙上升。
一九一一年一月十九日看上去我像是彻底完蛋了——去年我清醒的时间每天不超过五分钟，因此我要么就期待着自己从地球上消亡，要么就必须像一个小孩子那样从头开始（尽管这是毫无希望的）。现在从头开始会比那时候容易得多。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刚有点微弱的意识去追求一种表达方法，想使每一句话都同我的生活有联系，每一句话都在我的胸中起伏，占据我整个身心。刚开始时我是多么可怜（现在当然不大相同了）！那时写下来的东西里透出什么样的寒冷啊，它成天追着我不放！危险性那么大，不感到那种寒冷的时刻又是那么少，总而言之，这显然不能使我的不幸减轻多少。
有一次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两个互相斗争的兄弟，一个去了美国，另一个则留在欧洲的监狱里。开始我只是不时地在这儿写几行，在那儿写几行，因为我总是那么容易疲倦。有一次，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去看望祖父祖母，在那儿把常见的一种特别软的面包涂上黄油吃了个精光。这时我根据我的构思动笔描写那个监狱。
当然，我当时这么做也许主要是因为虚荣，即想通过在桌布上把纸片推来推去，敲敲铅笔，在灯下四处观望，把某个人吸引过来，让他把我写的东西夺去，看看写些什么，然后对我表示赞赏。在那几行中我主要描写了监狱的走廊，特别是它的寂静和寒冷；关于那位留下的兄弟也写了一句同情的话，因为他是两个兄弟中的一个。也许我有一阵感到这些描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那天下午我对这种感觉并不怎么注意。
因为我当时处在我已经相处惯了的亲戚中间（我是那么羞怯，以致在相处惯了的人们中间我能感到舒适一些），坐在我所熟悉的房间中的圆桌旁，总想着我很年轻，从目前这种不受干扰的状态出发我会干出大事业来的，一个老爱嘲笑人的叔叔终于从我这儿抽走了那张我只是轻轻地按着的稿纸，粗粗看了看，又递还给了我，连笑都没有笑，只是对其他几个用眼光迫寻着他的人说：「一般得很。」对我则什么也没有说。
我虽然还坐在那儿，像先前一样俯在我那张毫无用处的纸上，但我实际上被一脚踢出这个社会了。叔叔的判断在我耳边不断响起，我觉得它几乎具有了真实的意义，从而使我得以在家庭感情内部也看到我们的世界那寒冷的空间，看来我必须用一把火来烧热这个空间，这把火就是我刚开始想要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