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说，如果你与人相处喜欢辩论、争强、反对，你或许有时获得胜利，但这胜利是空洞的，因为你永远不能得到对方的好感。
这也就是说，人一旦遇人遇事喜欢争执，锱铢必较，毫无谦让，必将碰得头破血流，处处受碍。
在历史学博士张宏杰所著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主人公曾国藩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做事太方正的人，他心高气傲，单线思维，竟然连皇帝都敢直言不讳，若得朝野上下对他讥笑挖苦，纷纷远离他。
那曾国藩是如何通过自我修炼，大悔大悟，让自己在为人处世中，脱胎换骨的？我总结为四个字：内方外圆。
一、为人处世，什么是“方”？
“方”是做人的根本。它是决定人生成败的一种品质。
从小，我们的父母就教育我们，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规矩，真诚善良是本分，要说真话，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跑偏。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人，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他们家从他这一辈改头换面，他通过读书，从27岁中秀才开始，一路进阶到翰林院，老曾家一下子从平常人家变得高贵起来。
他爷爷告诫他，做人不能有傲气，要虚心，要诚实。于是，曾国藩带着满腔的激情和梦想进入官场。但当时大清王朝官场风气污浊混沌，自上而下的当权者对江山社稷不管不问。
刚正的曾国藩不想当老好人，他上奏皇帝希望整治朝中的不正之风，结果他的善意和真诚得罪了满朝文武，官员们看不惯曾国藩显山露水的做派，所有人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曾国藩，让他寸步难行。
而皇帝的昏庸无道，让曾国藩大失所望，充满愤慨和不满。一心想要挽救大清帝国的曾国藩，在正直无私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他以硬碰硬，竟然直言批评皇帝。他希望自己能骂醒皇帝，结果，皇帝不但没有被骂醒，反而对他勃然大怒。
曾国藩宁折不弯，他并没有停止上奏，而是继续上书皇帝，建议对朝堂上下进行整顿。同时他秉公执法，把两位权高位重的大人物革职查办，这下他动了别人的奶酪，打破了官场上“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同事眼中的“异类”。
最后，他遭到每个当权者的唾骂、排挤和打压，同事纷纷孤立他，让他无地自容。可以说，在北京当官的十几年里，曾国藩真是痛苦万分，精神备受折磨。
按理说，他的人品方正，一心为国分忧，并没有错，但他为何遭到别人的白眼和讨厌呢？
鬼谷子说，说话太直会伤人，说话太真会伤己。
在与人相处中，我们坦率做人，本来不是坏事，但我们心直口快，说话不婉转，对人不留余地，最后受害的是自己。
曾国藩的青年时期，在官场上被人疏远和孤立，就是他说话办事太直白，直棱直角，就像一个正方形，无法运动，在圆滑的世界中不断碰壁，导致其同事远离他。
二、为人处世中，什么是圆？
与人相处，太刚正了不行，需要“圆”一点。圆，就是把棱角磨平，各方面都能应付的很周到，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单靠自己是办不成大事的。
认识到这一点的曾国藩，是在中年以后。因为他的我行我素，和过于清正廉明的办事风格，他一生受过五次耻辱，而那些耻辱，正是他“不会做人”的结果，其中最大的一次是长沙之辱。
曾国藩刚去长沙创建湘军时，因为他的越权，曾要求当地军纪败坏的绿营兵，与湘军共同进行日常操练，但招致那些兵痞们的不满。在提督鲍起豹的鼓动下，曾国藩在自己的公馆，竟然被兵痞围攻，差点丢了性命，而地方官员谁都没有维护他，这让他颜面扫地。
当时无比委屈的曾国藩四面楚歌，他把自己活成了孤家寡人。这次受辱，曾国藩忍辱负重，也是他走向圆融的开端。
于是，他带着自己招募的湘军，前往相对僻静的衡阳去练兵。他历经千辛万苦，把湘军练成了一支劲旅部队，并在湘潭之战中，以少胜多打败太平军，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成功地为自己挽回了长沙受辱的面子。
但他依然没权没钱。皇帝利用他，地方官员制约他，他干得憋屈苦闷。正巧他父亲病故，他借机向皇帝请假回家守孝。休息在家的一年时间里，曾国藩研读了圣人庄子的著作，读完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
他开始真正反思自己在官场上，与人相处的点点滴滴，醒悟后的他，觉得错不全在于别人，是他不懂得圆融柔软，说话太冲，话语如刀，办事太直，唯我独尊，做事太过棱角分明，从而引起他人的不适和反感。
他终于明白，圆滑才是在社会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圆滑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关口。他只有学会包容，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
曾国藩在大彻大悟后，他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当他重返官场时，他与人的交处，开始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了，而是学会了含蓄表达；他开始与人“同流合污”了；他治军也宽严相宜了。
他不仅成长了，而且改变了，他在为人处事上懂得变通了。这时候的他，不是要自己圆滑到伪善，而是他在秉承一团正气时学会了随缘。自此，他就像乾隆年间的纪晓岚一样，学会了“处事圆滑，内心中正。”
三、为人处世中，什么是内方外圆？
内方外圆是中国人的做人智慧。人只有做到方圆一体，恰到好处，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处事之道。
曾国藩从青年时期的愤青，到中年时期的幡然醒悟，到晚年的世故，他彻底理解了内方外圆的道理，所以他表现得既清又浊。特别是在太平军将领李秀成被俘的事件上。
他采取攻心策略，让李秀成写下自述书，李秀成到死也没有恨他之心。他私自删改了自述书中某些重要内容，原因是怕湘军中的秘密被人知道，这一行为见证了他的“圆滑”之处。
从此，曾国藩知晓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办事有了原则也有了灵活性。他明白了官场生存的秘密，也适时使用计谋，但他廉洁正直的内心依然分明，对大清的忠诚始终没有改变过。
他的清廉从自我开始，并要求下属和家人一同克勤克俭。他的遗产只有一万八千两白银，一处宅院(富厚堂）和书籍。
他穿着朴素，吃饭也不讲究，他拒绝收礼，想要的东西，自己操办。他告诉下属要勤政爱民，不许以权谋私。他告诉家人，凡事自力更生，亲力亲为，自给自足。偌大的总督府，没有佣人，全家人生活上极其简单简朴。
他的“浊”表现在“潜规则”上。在吃喝应酬上，他尽量从俗。在送官员的灰色收入上，他与一般官僚也没有不同，因为这是人情往来。
在对待贪污的问题上，他不像海瑞，死活不收。而是存入自己的“小金库”，然后再用小金库里的钱去行贿、打点、吃喝，他并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把这部分钱挪为己用。
曾国藩骨子里清廉方正，只是表面上“同流合污”。因为他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他不想像以前的自己宁折不弯，成为众人排斥的对象。他想做一个既清又浊的人，这样他才能具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成为圣人后的曾国藩，告诉人们：“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意思是为人处事不可随心任性，说话要出言谨慎，不可任意妄言。
他从刚到柔，再到刚柔并济，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典范。
总结：
曾国藩早年，他愤世嫉俗，做起事来一根筋、性格倔强，处处碰壁是家常便饭。
中年以后，他终于在与官场的斗争中变得圆滑。这种圆滑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他一次次从跌倒中悟出来的，他的圆滑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圆滑机智不能相提并论。
晚年时期，他的初心没有任何变化。他只是不再认为通过直白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而是从自己做起，影响周围的人，并培养出如他一样的正人君子，进而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我们生活在大千世界，不仅需要刚正的品质，也需要圆滑世故，更重要的是内方外圆。这就是为人处世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