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看这株玉兰树，开一次花就是一年。”

一名老犯领着刚入监的我，走过伙房边一棵树。我端着脸盆碗筷，背着被褥衣服。

“他娘的都开了十几次了。”脖颈露出龙尾文身的他，仰头望着洁白的簇簇花朵。

想不到，后来我也看它开了十几次花。

*           *          *

大家叫我阿灰。

我名字里没有灰或者辉这个字，入监那天不知谁先叫的，大概看我灰头土脸吧。我没抗议，周围很多人的绰号比这难听十倍。阿灰就阿灰吧。

监狱里正规场合要叫全名，不许用绰号，罪犯改造规范第50条：“罪犯间一律互称姓名，不得叫绰号、起外号，不准称兄道弟，不得使用入监前在社会上的邻里、亲友家族称呼。”

但几乎每个人有绰号，且与本人几分神似。老犯总结，一个人名字会起错，绰号不会错。故而有人总爱给人起绰号，乐见自己的创意跟随新犯蛋子走过整个坐牢生涯。

罪犯改造规范每个人必须背熟，否则各种评比直至减刑都受影响。它起先有58条，2004年精简为38条，从3200字减少到1200字左右，便宜了后来的人。老犯拿这事说新犯，“你看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一年少死好多脑细胞懂不懂？”

对老犯而言，坐牢最伤脑筋就是“炒冷饭”背规范，而且新38条和老58条有雷同之处，背着背着就混淆。这时老犯爆粗口，日它规范的先人。

我问它的先人是什么，老犯发愣，笑着说阿灰你别钻牛角尖，爱钻牛角尖的人在这儿混不好。

我说去年还自由时，在你们四川那边坐出租车，遇上公交车抢道，出租车司机也狠狠日了一句。当时我问公共汽车的先人是啥车，同样把他难住了。

老犯嗤嗤笑，说你这家伙挺逗的嘛。判了多少？

我想一下，答：两年。

真的假的？老犯怀疑的表情。这是重刑犯监狱，有期徒刑两年不可能送来，要不就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最重的重刑犯。

正是那种没期限的刑期，打印在判决书上，插在我的西装兜里，来到这所监狱。是的，那是最后一天穿西装了，此后循环于囚服的三种款式，冬装、夏装、春秋装。

*           *          *

监狱硕大的铁门在面前缓缓移开。

“报告！”我喊。高处的武警面无表情吐了一个字，“去”。

迈开步子穿过门洞，如同走进一个冰窖。我一边想，半条命扔里面了。

厚重的门在身后闷声合上。它下一次为我打开，得多少年之后，那时我老成啥样子了？

媒体写到某人被判无期，“他的余生将在监狱里度过”，比无期更严重的死缓呢？

耳边是法官当庭宣读的声音，“判处死刑，因……可不立即执行，缓期二年执行。”咚的一木槌，像在我额角盖了一个灼烫的金印。

有人想当然，应该是只给活两年啰。于是某个犯人家属，算着时间到了，赶来见一面并送来寿衣。这成了服刑圈长久流传的一个笑话。

死缓是中国独有的概念，本该死的人保住命了，除非考验期内重新犯罪被执行，这样的怪人十年才出一个。

我保住命，母亲更虔诚信佛了。我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她远赴海天佛国普陀山，三步一跪那999级台阶，早晨直到中午。佛顶山寺庙门口的僧人见这浑身尘土的疲乏老妪，挥挥手：“进去吧，你不用买票。”

听着家人的形容，字字锤击胸口。死缓的漫长刑期之后，我还能回家见到活着的母亲吗？

这是每个重刑犯的痛点。管会见室的队长说，那儿的母亲形象最令人心酸，不足100平方米的休息室里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母亲，年龄参差不齐，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憔悴。

风尘仆仆写在脸上，疲惫焦虑刻在眼中，整个人都是憔悴的化身。有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独自一人拖病体从贵州来江南探望儿子，为避免中途病倒，出发前在医院挂吊针，请医生留下预置针头在手臂静脉中，路上体力不支就找医院挂针，这样走一站挂一针，挂了好几针才到这里。

儿子失去自由五年来没见过任何亲人，到了会见室，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老母亲形同枯槁，见到儿子却咧嘴笑了。儿子当场跪倒在地，抱头痛哭。在场的队长和其他犯人也为之动容。

“儿啊，早点回家哇！”

老母亲的话，成了所有人的催泪弹。世上有后悔药，那时谁都会不惜代价去换。

*           *          *

背着如此惨重的刑期，时间长了，其实会麻木。

但不能回忆往事，谁回忆谁会恨自己。重刑犯没有不恨自己的，尽管表面上无所谓，或者嘴上恨的是某某人，恨的是社会和某个政策。

谈论的话题中，悔恨有个排行榜，顺序大概是：

悔恨第三名，没对父母好一点；

悔恨第二名，没存下什么钱；

最让人悔恨难过的，是将到手没到手的女人。

“哎呀太亏啰。”老王讲起这个就大力拍腿，“当时我咋这么傻哇！”

这时候谁都可以骂他傻，乘机侮辱一下也行。有人火上浇油，你老王坐了十多年还有十多年，老婆早是别人的啦，梦中情人再见到也老太婆了，认命吧。

当然，跟队长汇报思想时，说后悔的肯定不是这个。大多数人汇报内容是对不起家人，当过官的就拔高到对不起组织培养、放松了世界观改造。还有讨巧一点的，说最对不起受害人，以致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队长予以肯定，然后做思想工作。有个队长说得好，“为一件事后悔10年，不如后悔1个月，然后花9年11个月的时间去改变。”

这句话改变了不少人，包括我。每当被悔恨折磨睡不着时，我望着天花板的长明灯，翻来覆去想，我的改变从哪儿着手？

想起一名死刑犯，姓林，在看守所同一个笼。起先他沉默寡言，判下死刑后变得喜欢找人聊天。他拨弄着两脚间的铁镣跟我说：“一个人临终前最后悔的是什么？曾经信誓旦旦却半途而废的事。”

我信誓旦旦的是什么？

小学时立志成为科学家，这算不了数。中学时梦想成为首富，也不实际。大学时有个颇为现实的誓言，给女友幸福，眼下也成泡影了。

直到现在，女友来信仍是最大的精神支柱。她写了一句话，我发誓，在里面无论多久，不会记错一个字。

“我希望变成一张邮票，装在信封中寄去。晚上在被窝里悄悄贴着你，你烦我了再把我寄回来。”

对于将在牢里度过半辈子的男人来说，还有更温暖的想象和安慰吗。我又开始恨自己了。

恨自己没有陪她更多时间，给她更多的乐趣。恨自己没有满足她心愿，去新开张的上海金茂大厦88层住一晚。在小旅馆里，她曾枕着我的胳膊说，最期望跟我去的地方是南极，因为那儿夜晚很长很长，夜幕降临后，我陪她睡到天亮就是半年。

永别了，我的爱人。我无数次对自己说。

然而她又出现在会见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