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有教无类。”
孔子说：“人人都教，没有高低贵贱的等级差别。”
这是教育的根本，这也是樊登读书的核心宗旨。
我们是要通过教育来解决问题，重视的是教育，而不是分类。
过去的教育只有贵族可以享有，就导致平民永远是平民，贵族永远是贵族。但如果有教无类的话，平民也能够接受教育，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走上不同的层次。
但现在的学校，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市场的效应，升学的排名。这就是偏离了教育的本质，而把教育当成了商品。把孩子当作了产品。
可是，最有成就的事情，不就应该是把小皮猴子一样的孩子，教育的文质彬彬，知书达理吗？
而知识付费，实际上就是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能够让更多的人，有更低的门槛开始学习以前接触不到的知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改革的机会。
不要把自己分类，通过教育，我们是可以改变的。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孔子说：“志向主张不同，不在一起谋划共事。”
如果两个人的政治主张不同，遵循的道不同，原则不同，那就不能够在一起谋划，共事。
因为根本上的东西不一样，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两个人如果仅仅是因为利益结合在一起，共同创业，你会发现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掩盖大量的区别和错误。
没有到“道”的根本上，就开始干，会干到2种情况会容易出现裂痕。
一种是：走入绝境。干到生意不好了，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互相开始指责，互相开始找毛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显示出两个人遵从的那个道是什么了。到底是坚持，互相体谅，努力承担责任？还是我们想办法赶紧跑路，想办法赶紧把锅甩给别人？
另一种是：做好了，赚钱了。但也能够看出来两个人的道不同。如何分配？是可持续发展，为更大的事情继续谋划，还是维持现状，保住现在的成果富足生活就够呢？
这些都是需要事先搞明白的事。如果在价值观方面，双方有很多未知数，就很草率地因为利益就开始一起合作，就会埋下这样分裂的隐患。
这就需要我们“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道不同不相为谋”常常是我们拒绝别人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但也不要动不动就说这句话。因为，如果我们对待他人能够稍微宽厚一点，“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假如我们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对别人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这句话也不会常常浮现出来。不要总是用这句话来拒绝别人，有时候根本就不是道的问题，有时候只是行为方式不同。只是两个人的习惯不同，出身不同，从而在这件事的表现上有所不一样。
而这个表现上的差别，动不动就被我们上升到“道“的层面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和谁都没办法长期地合作。
这也是一个合作上地难题。
所以，既不能够跟道不同的人真的在一起合作，也不能够动不动就把别人就叫做道不同的人。
这其中合适的那个点就在于，“道“指的是核心，是利和义的选择，一个人做事儿的目的是仅仅为了赚钱，还是因为他心怀一个理想？
这个才是道同与道不同的一个分界线。
子曰：“辞达而已矣。”
孔子说：“言辞能表达出意思就可以了。”
说话不要太花里胡哨。
翻译的时候，要信达雅。就是说翻译的时候要准确，通达，漂亮。
孔子认为，能够做到信和达就足够了，至于雅不雅，其实并不重要。
孔子在《论语》中说的都是大白话，而这种大白话就极富生命力。流传千年，至今也已成为雅言。
欧阳修在主持科考的那一年，是获得人才最多的时候。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章惇等的一大堆的名臣宰相。
原因就是，在那一年，欧阳修出面，废掉了太学体。他觉得为了凑这些句子，已经绞尽脑汁了，根本也就是词不达意。过分地去修饰，导致想要说的那件事并没有说清楚。
因此欧阳修剔除了所有太学体的文章，使得当时的文风大改，从而才有了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中六人，都是同一时代，都是在宋仁宗的那个时代出现的。
所以，一个人说话、写文章、表达意思，能够做到辞曲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
这就是孔子的行文标准。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师冕来见孔子，走到台阶边，孔子说：“这儿是台阶。”走到坐席边，孔子说：“这是坐席。”大家都坐下后，孔子告诉他说：“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里。”师冕告辞后，子张问道：“这是和盲人乐师言谈的方式吗？”孔子说：“是的，这本来就是帮助盲人乐师的方式。”
这一章描述的是孔子的待人接物，似乎更应该归纳在《乡党篇》。
师冕是一个乐师，春秋时期的乐师，大部分都是盲人。
孔子在这里做的是不做作，不夸张，然后适度、尊重、自然，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需要特别夸张地显示自己很尊重，似乎是表现给别人看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是真的发自内心地真的尊重，就亲切自然地带着他走。不需要多说话，也不需要太复杂。
随时随地，亲切自然，这就是礼法。
孔子不仅仅亲切自然，而且还很周全。即便我们不是盲人，但是我们要能够体会到那个盲人的需求。
在商务礼仪上，如果我们带着自己的朋友来到一个陌生的场合，如果不介绍，朋友就会很尴尬。这就是一种周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