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夜色 何来星光
新书《女心理咨询师的日记》本月即将上架。
我忽然有些不安。
就像生林恳的现场,我躺在手术台上,追问医生孩子脸上有没有胎记……
其实没有蛋用。
写作是怀胎,出版是分娩,前者更私人,后者,多少有听天由命之感。
何况,是一本八卦自己的书。
终于要见人了。
剧透压惊……
大青虫与大叉棍
第一话 大青虫
我算有些绘画天分,幼儿园画的画曾经去日本厚木市展出(政府对外交流之类)。学生时代我除了小组长,就一直当美术课代表,没做过更大的官。
初中阶段,我有过两位美术老师,都是二十来岁。
第一个姓曹,我私下叫他大青虫。
整个冬天,他就穿一件青色的羽绒服,一色的青,春天青草冒芽最嫩部分的颜色,款式是横着一段一段的,间隔很宽,到膝盖之上,看起来像某种环节动物。青色羽绒服在中规中矩的校园里醒目得很,套在他一米七出头的中等身材上其实大一号,但不臃肿,配合长度到下巴的长发,倒是艺术家的随意和慵懒。
大青虫长相英俊,有目共睹,又没有俊到不能直视,同时身高削弱了相貌的优势。他五官不惊艳,却组合得宜,也因此,我回忆不起他具体的面貌,只能勾勒出轮廓。
老实说,他第一眼就吸引了我,外貌以及其他。我对他不是女学生的崇拜,也不是荷尔蒙作祟的怀春,正确说来是一种微妙的优越感 —— 他是我那一科的老师。
对了。我是他那一科的课代表。如此,可以从心理上占据一个人,在现实里划定势力范围。
怀着这种无伤大雅,不可告人的私心,我和他交集并不多。
大青虫不太重视教学。他声音不大,授课随意,并无章法,学生什么反应他基本都没反应,到点来,到点走。本来美术这种副课也是全日制中学掩人耳目的玩意,谁在意你美术成绩几分画圆是不是方。
固然我们都还喜欢美术课,45分钟放羊,总比默写英语单词强。对我而言,总算是自己拿手的,充分拥有自信的时间段。此外,每次学期结束前誊写美术考试成绩的时刻,我是班上的红人,众人纷纷用央求讨好的表情贿赂我,我一向好说话,总要给他们加点上去。我有十分的把握,大青虫绝对注意不到,他压根不关心这些。
上这课,也有些画什么都鬼画符的同学会挠头,我记得每次都帮人代画。在悉悉索索的纸张和铅笔摩擦声中,消磨掉一节课时光。下课铃响,我开始慢悠悠地收上每组作业,还经常要等几个愁眉苦脸努力作画,却依然一败涂地的倒霉鬼,然后步子轻快,心情更轻快地送去美术教研组。
美术教研组和其他科目办公地不在一处 —— 不在方正拘谨的教研楼里,在操场边上的学校礼堂侧台。礼堂的形状很丑,毫无建筑音律般的美感,大致是一个长方体加上横截面半圆的顶。它被粉刷成明度高的乳黄色,这颜色奇异的带有童话色彩。
从礼堂沿南墙一溜逼仄的台阶上去,便站在侧台门外,身旁就是一览无遗的跑道。在淫浸分数的大环境里,这儿好像世外桃源,偏安一隅。
侧台的门通常开着,里面一间不大,十来个平方,很高,足有两米多,另有一个门通向礼堂内部的主席台。房间靠墙是张长条桌子,似乎铺着块白布,上面散放着绘画工具,到处都有零星而斑驳的油彩,以及颜料特有的淡淡的芳香气味。地下堆满画作,素描、水粉和油画,大多沿墙摆放,或堆叠着。可以容忍,并且天经地义的凌乱。
我进去规规矩矩地叫“曹老师”,放下作业,然后不动声色地扫视周围 —— 不到一分钟我就得离开,没有理由停留。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好好观察过这个房间,即便有几次门开着没有人在,我也做不到心无旁骛。
进这个房间在我眼中是项特权,别人不以为然的特权。大青虫一定不知道我这些想法,大概他看我,跟其他十三四岁的女学生一样,都是幼稚的小孩。作为课代表,我有时会揣摩一下他的感情生活,而他对我没什么特殊优待。他话不多,简短,随和,仅此而已。
总的来说,他呈现出漫不经心的,游离的态度。
再见他差不多是十五年后。
应该是秋天,一个忘年交邀我参加本地的文艺沙龙,地点就在当年中学满是法国梧桐的那条街。从街面拐进一个岔道,是个死胡同,走二三十米到头,路边有一间门面,两个大开间镶着落地玻璃。里面像茶室,也像艺术品店铺。说艺术品,其实一部分是工艺品,良莠不齐。
临街有间小室,我进去时有几个人正坐着谈天,其中一个是大青虫。想不到还会见到他,我不由有些吃惊。他很好认,当年三十不到,眼下也就四十多,变化并不大,仿佛“永葆艺术青春”在他身上应验了。但时隔数年,除了稀疏的师生关系,我们几乎是陌生人。
踌躇了几分钟,事实上还略微挣扎了一下,我终于主动跟他自报家门。说自己当年是美术课代表在这种情形下未免可笑,但不这样说他不会明白我是谁 —— 我想,即便说了也不会记得。准确说,我有片刻回到了女学生的角色。
也许是我的错觉,看他表情似乎有一瞬间回忆起我,但终究模糊。不知谁介绍了他的现状,原来他已经去了本地高校,是艺术院院长,在圈里小有成就,近期还和同仁合出了画集。我翻看别人递来的画集,然后听他们聊画集出版的种种庶务。
仔细看,他的的确确老了一些,就年龄来说不显老,就我的记忆理所当然不再年轻。我想起了刷成乳黄色的粗糙的礼堂外墙,狭小的侧台和斑驳的油彩,还有他整整一个冬天不换的青色羽绒服。
在座的只有我万千感慨。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状态。金鳞岂是池中物,中学校园不是他的归宿,他肯定从未打算窝在那里做一辈子教书匠。
我无从判断他的才华,但他至少不会像某些艺术家有怀才不遇的遭际。胸有大志的人,不会那么受环境束缚 —— 他清楚他不用去适应笼子,天高任鸟飞。
忘年交是个敏感的中年人,也是在场唯一认识我的,他意味深长地注意我的反应,我也注意到他的目光。这让我有些气恼。想必他把我当成偶然圆梦的小女生,痴心注视当年偶像,或许还有些师生恋情结之类。
后来,来了更多人,足有二三十个。华灯初上时,我们分成几个组,围坐在巨大树根雕刻成的茶座四周,面前是各种小零食小点心,组织者颇费心思。我那年还不到30,不像如今这么老于世故,也不像如今这么宽容柔和 —— 面对一群闹不清身份,自说自话,谈性正浓的陌生人,只有孤独。他们说的,我也不那么认同,一帮文人针砭时弊,对文艺工作的前景发表宏论,是天真还是逢场作戏。你希冀或者你抨击,晚上回到家还不是嫌弃老婆教训儿子算房贷的账活得像小市民。不过是意淫。
他坐在左近的另外一组,跟我隔一两个人。他还是个有吸引力的男人,就算男人也要承认 —— 假如他是猪头,忘年交也不至于误会我。现在他吸引的该是大学里风华正茂的艺术系女生。他的个人生活是不是像人们常识中的艺术家一样丰富多情呢。谁嫁给了他,他带给她幸福还是烦恼……
我一直想走,出于礼貌强迫自己不要过分早退,同时盘算到底临走要不要再跟他道别。现在,我重新审视自己,39岁的我只会稍加犹豫,然后大方起身,穿过人群,弯下身侧过头,对他说:“曹老师,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您慢慢聊。”我已经成熟到可以主宰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愿做与人无伤的任何事。
那一天,我只会如坐针毡,为这些小事辗转。
似乎我最后也没有去道别。我记得终于下决心先走,忘年交送我出门,我用了一个拙劣的理由:我比较内向,不适应这种场合。
回到梧桐密布的街上,这里离我过去的学校三百米。
我的老师,大青虫,离我的记忆十五年。
第二话 大叉棍
初中的第二个美术老师,姓凌。
他有个好听好记的名字,谐音是物理课本上的一种现象,记得我们那会儿刚学不久 ——物质形态的变化过程,从气体直接变成固体,比如冬天树枝上的雾凇。
我叫他大叉棍。
他身高一米九以上,站在任何地方都是巨人,瘦削,脸上架着全框眼镜,表情专注,偶尔笑一笑倒也爽朗可爱。我记得眼镜后面的眼睛不小,五官也清秀,但在男人里谈不上帅,还有点迂腐的书生气。
大部分高个子会自觉蜷缩起来一点,以他的身高,行动是舒展的,站在讲台上像棵树似的盘踞不少空间。我们初三的教室比路面抬高了三层台阶,坐在教室里,其他老师从外面经过只能看见半个脑袋,只有他的脖子高于窗台,一路傲睨而行。
他声音大,讲课认真,看得出备过课。一些副科老师天然带有敷衍了事的色彩,他不然,理所当然的严肃。他把授课当一回事,批改我们那些胡乱画在毛边纸上的画作也一丝不苟,打分好像都精准些。敬业角度,他是不错的老师。
我想我叫他大叉棍,除了他触目的高度,心理上有想要消解他那种过分正经的潜在企图。
大叉棍给我的感觉和大青虫完全两个流派。
大青虫不怎么在意我,他要是多看我一眼连我自己都会诧异,我那种暗暗得意说到底不过是沾沾自喜。到大叉棍时期,他对我这个课代表显然重视得多,经常叮嘱我这那,我仰着头他弯着脖子。当然,一切围绕美术教学,他对我的青睐就是任课老师对课代表的一贯偏爱。
所以,期末誊写美术成绩时我收敛了许多,分数也还是改,不敢太造次。
有时,我自己也不免觉得他认真过头了。除了少数在美术上有点“追求”的学生,绝大多数人抱着混及格的态度。班主任不会二到去关心美术成绩,学校肯定也不允许发生某个学生因美术挂科而留级或辍学的事件 —— 那真是天方夜谭。这样的背景(常识)之下,应该说,大叉棍的言行没有偏执到怪癖的地步,但他有些执着的风格多少显得格格不入。
总体上,他和“象牙塔”三个字最简明的定义有种不谋而合。
大叉棍和大青虫年龄相仿。大青虫教美术时我对他没有记忆,也许是直接过滤了,后来换成他教,倒不时看见他们两人同在礼堂侧台。
我去送作业时,会老老实实依次叫他们。大青虫照例对我淡淡的,大叉棍照例认真。他们之间的对比很有趣,一个面貌英俊而矮,一个长相平常而高;一个有浪漫艺术家气质,一个是清高自律的书呆子;一个心不在焉,一个全神贯注。
大青虫留着长发,表面潦倒,其实还蛮注意衣着,有雅痞风,就算一个冬天不换羽绒服,别忘了那醒目浓烈,审美出位的青色 —— 在80年代末,回想起来真有几分妖异。大叉棍朴素得多,白衬衫牛仔裤,衣着保持基本整洁,细看有单身汉的潦草,有几回头发没梳好就去上课,后脑勺某处翘起显著的一簇,主人浑然不觉。
他们之间交流不多,气氛还和睦,就是气场两样。
大叉棍单独在的时候,我会多待一会,大概就十几秒,驻足看看满屋子的画。他虽然严肃,却不让人感到拘谨,如果你开口问他一些美术问题,一定不担心碰壁,还可能得到教科书式冗长的答案 —— 其实我没问过,初中时代的我很怯场。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沿墙的长条桌上铺开画纸,画一幅什么画,也许是油画,我看了一会,悄悄离开了。
二十多年前的中学美术老师和如今不一样。那时学校的各种活动少,美术老师没什么用武之地;考艺术院校的学生少,在外培训挣钱的机会不多。总之,他们显得很清闲。
我从来没见过他们的女朋友 —— 如果有的话。曾经有年轻姑娘光顾礼堂侧台,我撞见过一两次,没瞧出端倪,无从确定身份。搞艺术的有点韵事似乎不奇怪,但他们都有着单身汉独来独往的味道。
而我和我的美术老师的关系从未在学生时代更近一步,就像我和我拥有一点天赋的绘画的关系一样 —— 我站在门边,至始至终在门外张望。
时间就这么一直行进。
直到十五年后,我再次见到大青虫。
大青虫的变化,让我恍然大悟他当年种种。
如今,又是十年过去。
大叉棍呢,我想他应该还在那个中学教书,他身上有专注细节的执着,但缺少纵横全局的气魄。他会把事情做好,但不像能做大事的人。不过,想到一年一年过去,他在高耸而拥挤的礼堂侧台慢慢褪去锐气,渐渐变得圆融,在琐碎庸常的生活中消磨了青春,活得平凡而安稳,也不错。
总有些东西会一直在原处,即便不是原样,也会给你带来关于生活的,不多的安全感。
写完这篇文章的第一话,我给当年的班主任后来的学校教导主任打了一个电话。拉拉杂杂谈了一堆后,我问他,凌老师现在怎样。
本来是正常而愉快的寒暄,问到此,班主任语调一变,变得含混隐晦:他不上班了,在家休息,情况不太好……。我不由地夸大了实际的惊讶和关心,追问了两句,才知道,他多年前得了精神病,早已不上班了,家人带他看过病,住过院,看不好……
出于常规礼貌,我没再深问,班主任也没再深说,我们在短暂的唏嘘后回避了这个话题,拐到其他内容上又说了几句,终于挂上电话。
我没有机会询问他到底是怎样的“精神病”。这个词在普通人嘴里的概念远远大于专业术语。然而,求医问药无果,社会功能基本丧失的现实把它定位在那些最严重的心理疾病上。
这是我想不到的结局。
这个结局无比完美地印证了我写这篇文章的立意:性格决定命运。
凭借有限的资料,可以臆想出大叉棍如何从一个顶真不得志的年轻人滑向执拗偏激的中年人,也许他经历了事业挫折,也许他遭受了感情创伤,也许他栽倒在无人知晓的低谷,也许他的性格注定是一片滋生偏执和扭曲的土壤,终有一天愤懑不平、郁郁寡欢演变成无力回天的癫狂。
这些臆断,全是狗屎。
我有什么资格推测和评论我所不了解的他。
是怎样的因由把那个巨人般的青年击倒在地,拖入心智的深渊。
在漫长的时间中,到底发生过什么,哪里是起点,哪里是尽头。
还是我原来的设想好。
在刷成乳黄色的礼堂,在高而狭小的侧台,在油画旁,夕阳照着台阶上。
2015年 7月16日
——选自《女心理咨询师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