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的摘要
人性恶,深负罪孽而贪婪,没有天生的善良,也 不可能变得完美无缺,有很多因素制约了用政治制度改良教育来根本改造人性的可能性.人类能够做到的,只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把人类的冲突倾向和机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国际政治层面,这就是符合势力均衡原则的制度安排.由于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现代的现实主义信徒都深信,每个个人和国家对自我利益的追求,通过亚当•斯密在形容市场规律时所说的那一只”无形的手”,可以同时造福于全人类.现实主义者还认定,抽象的个人道德原则不能适用于国际行为上.他们强调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不同,即前者没有权威性的政治机构、法律制度和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而处于相似于国内有序政治结构和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某一点上.
与此相反,理想主义者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可以通过制度改良来加以改进的,在理论上看,还可能变得至善至美.理想主义者对人性的乐观信仰,在西方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并对现实政治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康德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性可以达到完美境界的信仰上,其实是一致的.在国际关系层面,理想主义者强调国际行为必须受到文明社会通行的道德规则的制约;通过国际法和国际组织,通过集体安全安排,人们可以抛弃冷库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而实现永久和平.相对于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更强调内部政治结构与国际和平的关系,深信普遍的民主是消灭战争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倡行于西方的”民主和平轮”就属于典型的理想主义流派.
作为局势动荡多变的70年代中美国的头号外交家,基辛格是美国外交史上一个独特的人物,其外交思想与美国外交界的主流思想有很大差异.从观念和从政作风看,他更像一个”欧洲人”,而不是典型的美国人.正是这位”欧洲型”的美国人成为了”多极化”理论的首倡者之一,并据此为美国设计了一套”均势”外交政策等,于是有了70年代的中美和解、从越南撤退、与苏联缓和等等一系列步骤.如果没有这位亨利,或者没有他在美国政坛的奇异擢升,中美两国领导人跨越太平洋”伟大握手”,完全可能推迟.他1923年5月27日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纽纶堡附近的费尔特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原名为海因茨·艾尔弗雷德·基辛格,”亨利”是移民美国之后才改的名字.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个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十七世纪的法国在黎塞留枢机主教领导下,引进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近代国际关系的作风.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将均势观念”发扬光大,使这个观念主宰了后两个世纪的欧洲外交.十九世纪梅特涅领导的奥地利重新建构了”欧洲协调”而俾斯麦主政下的德国又使欧洲协调瓦解,使欧洲外交成为冷酷无情的政治权利斗争.
二十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再没有其他社会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绝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行的.
百余年来,这个期待似乎并未落空.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造成欧洲失序后,各国领袖在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上恢复了欧洲均势,设法以道德及法律的约束,使国际行为走向中庸之道.缓和残酷的权力竞逐.但到十九世纪末年,欧洲均势又回复到权力政治,而当时的环境却是更不留情了.鄙视对手成为外交法则,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实力决斗.
也未曾有国家让自己陷入道德与现实的拉锯之苦中,道德价值是绝对的,但应用道德的环境却天生就不完美.
冷战期间美国特殊的外交政策作法,对当时的挑战极为合适.彼时意识形态的冲突严重,仅有美国一国握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完整的工具,可组织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防御行动.处于此种地位的国家便能坚持己见,大可避免处于较不利地位的政治家所需面临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所能运用的工具迫使他们必须退而求其次,不可野心太大,环境更要求他们必须分阶段达成这些妥协后的目标.
冷战使传统权力观念受到相当大的破坏.人类历史上大多是军事,政治及经济实力彼此呼应,通常其消长是相互对等的,但冷战时期构成实力的各个因素却”各自为政”.前苏联在军事上是超级强权,在经济上却是侏儒.也有国家可能是经济巨人,在军事上却无足轻重,日本即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