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这样写道，"只见半山腰里峭壁之上，生着两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绿，四周都是积雪，白中映碧，加上夕阳金光映照，娇艳华美，奇丽万状。"
他指的是“天山雪莲”。
我被它的美迷住了，特意查了百科全书。
现实残酷不堪，天山雪莲并没有光彩照人的花容，它只是一种色泽暗淡状如包菜的矮短植株，但它生命力极其顽强，能够适应各种极寒的环境，药用价值高。
看到这株花，你会想到谁？
我想到张幼仪，她的一生，何尝不是如此？
她出生官宦之家，家有兄弟姐妹十二人，母亲却常告诉外人，只有八个孩子，因为母亲眼中，只有儿子才算数，女人不值钱。
有一天，母亲欲帮她裹脚，她哭的撕心裂肺。二哥不忍见她受苦，坚决不同意，母亲才作罢。她成为“张家”第一位没有裹脚的女子。她的脚得到释放，她的心却深受封建教育裹挟。
15岁那年，情窦未开，她在读书，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让她立刻缀学，速速回家，马上定亲，她的未婚夫叫徐志摩。
张幼仪没有反抗，在她心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必须遵从。徐志摩亦有才华，这样的光环，足以撬开她心底潜藏的爱。
但是，徐志摩生于旧社会，却活在了新时代。他不喜欢她穿戴，举止，思想，第一次见她，便说她是乡下土包子。
她听后，没有反驳。她牢记着母亲的告诫：在婆家只能说“是”，不能说“不”。
没过多久，徐志摩远赴海外留学。他常常写信回家，关切父母，问候儿子，却从未提过妻子。
父母见他们两人长期两地分居，怕徐志摩生出事端。于是，强行要求徐志摩强务必把张幼仪接到身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最后，他同意了，却极不情愿。
为了让久别重逢的徐志摩耳目一新，船即将达到英国时，张幼仪特意换上一身新旗袍，怀着对未来的憧憬等待着丈夫接她。
只是还未下船，她的心却突然掉进了冰窖，因为徐志摩的心情都写在了脸上。
她说：“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的，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表情的人。”
如果再次见面的冷漠，换来的是失落。那么后来发生的事情，直接把她打入地狱。
有一天，张幼仪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告诉了徐志摩。
徐志摩轻描淡写的说：“把孩子打了。”
张幼仪低头轻声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
徐志摩轻蔑的说：“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那时，他心里只关心“女神”林徽因的一颦一笑。怎会注意到张幼仪的半点死活呢？又过了几天，徐志摩提出离婚。
起初她不同意，跑到了二哥那小住，生下了彼得。可即便有了孩子，徐志摩也没有想过改变主意。他去意已决，特意跑到德国办理此事，她实在拗不过他，签了离婚协议书。
她成了中国历史上依据《民法》的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她从未想过，她会以这样的形式被记入史册。
她曾以为，她的一生默默无闻，一辈子都是会是丈夫的附属品。可是现在，她却众人皆知，成了一只被水抛弃的鱼。
那一年，封建社会没有裹住她的脚，却裹住了她的心。
她曾笃信：女人就该“三从四德，依附男人而活”，却不知道时代早已改变，新时代的女子，独立自主，浑身透着知性和才情，就像林徽因。
她终归明白了人无法依靠他人而活，必须自力更生，所以她说：“在去德国之前，我什么都怕，在德国之后，我无所畏惧。”
曾经的屈辱，被她一点点的吞下，然后用尽全身力气，把它们研磨成活出精彩的勇气。
为了提高文化修养，她在母乳期自学了德语。后来回国，还学起了服装设计，经营了一家服饰公司，同时跟着二哥学习金融知识，担任银行要职。
1953年，张幼仪在香港与邻居、中医苏纪之结婚。这一次，她终于遇到了真正懂得欣赏她美丽的男人。
此时，回头重看她的一生，不禁感慨，所有的失败都铸就了她叱咤风云的一生。
如果不是徐志摩的鄙夷，她怎会知道自己是个文盲？然后自学德文，担任德文教师。
如果不是徐志摩叫她“土包子”，她怎会知道自己审美极差？然后学习服装设计，开了云裳时装公司。
如果不是和徐志摩离婚，她怎会想到养家活口？然后与哥哥共创事业，成为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
如果不是多年生活磨砺出的独立，自主，坚强，她又怎会在垂暮之年遇到真正爱她的人？
失败的婚姻，浇灌了事业的种子，成就了她在“职场和生意场”的辉煌。后来徐志摩搭乘的飞机失事后，陆小曼无力操持，她主动承担起了丧礼的全部事物，此刻，她俨然一位新时代独掌一面的“女强人”。
她的前半生，是日日夜夜被恶劣的环境洗练的种子。她的后半生，是极苦环境中磨砺出的璀璨，亦如一株“天山雪莲”，美的不是外在，而是自身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