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祭》连载版
——献给1966年入学、1976年高中毕业的那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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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上海路
上海路是洪洲城东一条藏着岁月烟火的寻常街巷，南北长不过四五公里。说起它的名字，就是因为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家从上海搬迁了橡胶厂、搪瓷厂、内衣厂、五金厂到洪洲。所以当年在这条路上，时常能听到几句操着软糯沪语、浙音的大叔大妈。
说它热闹，比不过中山路；说它冷清，又不至于像那些深巷，走进去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六十年代的路面还是砂石的，汽车一过，扬起一阵黄灰，落在路旁的法国梧桐上，叶子便蒙了一层灰扑扑的颜色，像是旧报纸糊的。
梧桐是五十年代种的，二十多年下来，已长成了两排高大的树冠。夏天枝叶交错，整条路像一条绿色的隧道，阳光穿过叶缝，在地上漏下斑斑点点的光，风一吹，那些光影便晃荡起来，像碎了一地的金子。到了秋天，叶子黄了，风一刮，哗啦啦往下掉，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沙沙响，像踩在一本翻烂的书上。
上海路两旁的房子不高，大多是二三层的红砖楼房，墙面裸露着砖缝，爬山虎从一楼爬到三楼，把整栋楼裹成绿色的碉堡。楼与楼之间夹着窄窄的巷子，巷子里支着竹竿，晾着床单、工装、尿布，花花绿绿的，像万国旗。巷子深处偶尔传出一声洪洲话的吆喝——“恰饭啰——”拖着长长的尾音，在红砖墙上撞来撞去，渐渐消散在梧桐叶的沙沙声里。
陈小军就住在这条路上的一片宿舍区里。那片宿舍区属于洪洲橡胶厂。
橡胶厂不算大，一千来号人，生产轮胎、胶管、胶鞋。厂区在上海路的北侧，围墙是红砖砌的，墙头拉着铁丝网，生满了红锈。厂门是铁栅栏的，门口有个传达室，窗户上常年贴着一张褪色的伟人像，玻璃上糊着一层灰，但伟人的脸却看得特别清。
宿舍区在厂区的北面，隔了一条窄窄的马路。七栋红砖楼房，每栋三层，每层六户，像七个兄弟并排站着，穿着同样的红砖衣服，戴着同样的瓦片帽子。楼与楼之间的空地上种着几棵泡桐树，春天开紫色的花，花落下来铺一地，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棉花上。泡桐树下搁着几把竹椅，夏天的傍晚，工人们下了班，端着一杯茶，摇着一把蒲扇，坐在树下南腔北调地聊天，聊厂里的事，聊国家的事，聊着聊着天就黑了。
陈小军的家在第三栋的底层。推开窗，对面就是厂区的围墙，墙上长满了青苔，雨水从墙头流下来，留下一道道深色的水渍，像泪痕。楼下的空地上总是堆着几捆胶料，用深绿色的防水布盖着，边缘破了好几个洞，风一吹就鼓起来，像一只巨大的气球。
父亲是橡胶厂的炼胶工，每天穿一身深蓝色的工装出门，回来时工装上沾满了炭黑，脸也黑了一圈，只有摘下安全帽时额头那一小块是白的。他的手永远洗不干净，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那是炭黑，是他整个青春的底色。母亲在硫化车间，负责把半成品的胶料放进热压机里硫化。车间里常年四十多度，夏天更是热得像蒸笼。母亲每天回来，衣服都是湿透的，头发贴在额头上，像刚从水里捞出来。
一家五口挤在四十来平方的两居室里，转身都困难。但那时大家都这样，谁也不觉得苦。
第二篇：入学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来得早，九月初赣江边就有了凉意。上海路上的梧桐叶子还没黄，但风已经不烫了，吹在脸上，像一块湿毛巾。
陈小军七岁。他背着母亲用旧工装改的书包，走进了上海路旁的永红小学。书包是深蓝色的，左肩上用白线绣了一个“忠”字，针脚歪歪扭扭的，是母亲的手艺。书包里装着两本书、一个铁皮铅笔盒、半块橡皮擦，还有母亲塞进去的一个馒头，用油纸包着，还带着余温。
永红小学离洪洲十七中不远，走路也就五六分钟。校门开在上海路上，两扇铁栅栏门，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校牌。进门是一条水泥路，路两旁各有一排法国梧桐，树冠在空中交汇，搭成一条幽深的走廊。正对校门是一栋两层的教学楼，青砖墙面，木制门窗，窗框上的绿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楼前有一个不大的操场，铺着煤渣跑道，风一吹，黑色的煤灰就扬起来，落在白衬衫上，像撒了一层芝麻。
那天早上，母亲送他到校门口，蹲下来帮他整理衣领。她的手很糙，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炭黑，碰到他脖子时痒痒的，像毛毛虫爬过。他缩了缩，母亲笑了：“男仔子，还怕痒。”
他记得那天穿的是哥哥剩下的白衬衫，袖口长出一截，卷了两道，露出瘦瘦的手腕。母亲帮他整了整——不，不对。他后来反复回忆这个细节，总觉得母亲应该是在帮他系红领巾的，他应该在少先队旗下宣誓，说出那句“时刻准备着”——但事实上没有。一九六六年，就在他入学的那几个月，少先队停止了活动，红领巾就不再戴了。
他戴的是红小兵的袖章。红布做的，巴掌大小，印着黄色的字——“红小兵”。发下来那天，全班欢天喜地，觉得比少先队神气多了。小孩子们把袖章举过头顶，对着窗玻璃比划，教室里叽叽喳喳的，像一笼刚开笼的麻雀。
陈小军把袖章别在左臂上，跑到走廊上，对着玻璃窗照。玻璃上映出他的脸——瘦瘦的，颧骨有点高，眼睛很大，眼珠黑得像两粒算盘子，头发像一蓬乱草，怎么都压不下去。他满意地拍了拍袖章，转身跑回教室。
“陈小军，你照什么照？”班主任胡老师从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红字已经磨掉了一半。她四十来岁，梳着齐耳短发，穿一件灰色列宁装，说话带着洪洲口音，尾音往下掉，像什么东西落了地。
“没、没什么。”他一溜烟跑回了座位。
胡老师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终究没有开口，转身走了。她走路的姿势有些奇怪，左脚有点跛，据说是前几年受过伤。这事陈小军是后来才知道的。
开学第一课，不是拼音，不是算术。是喊口号。全班起立，右手高举红色塑料封皮的小册子，跟着老师喊。陈小军喊得很卖力，喉咙都喊破了。同桌是个叫李卫红的女生，扎着两条小辫子，辫梢系着红头绳，说话细细的，像蚊子叫。他侧头瞟了她一眼，她正低着头，嘴唇微微动着，声音含在嘴里，像含了一颗糖。
“你怎么不喊？”下课后他问她。
“我嗓子疼。”李卫红说完就低下了头，手指绞着辫梢，一圈一圈地绞。
他没再问。后来他才知道，李卫红的父亲是洪洲师范学院的老师，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一开始就被打倒了。她不敢喊，不是嗓子疼，是怕。
但那时他不懂这些。七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呢？
第三篇：老吴头
小学五年，他几乎没有上过什么正经课。
书是有的，但翻开了又合上，合上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翻开。课表上有语文、算术、自然，但上面打满了红叉——停课、停课、停课。那些本该上课的日子，被一声声口号召唤着，去游行了，去开批判会了，去写大字报了。
红小兵的队伍排成一列，举着小红旗，喊着口号，从上海路走到八一广场，又从八一广场走回来。八一广场是洪洲城的中心，由四个大草坪组成。草坪的北面有一个高高的主席台，台上红旗猎猎；主席台前是一条宽阔的大马路，直通八一大道。草坪的西边是一座仿北京大会堂建筑的万岁馆。草坪上坐满了从各单位涌来的学生、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人山人海，口号声震耳欲聋，像夏天的雷，滚过来，滚过去，滚得人心慌。
每次走完，陈小军脚底板都磨出水泡，但心里觉得光荣。那种光荣不是假的，是真的。是真的觉得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是真的觉得自己的声音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只是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不晓得那些声音到底传到了哪里，又起了什么作用。
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一支工宣队。领队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师傅，姓吴，大家都叫他老吴头。老吴头也是橡胶厂的，和陈小军的父亲一个车间。他个子不高，背微驼，脸上皱纹像干裂的田埂，一道一道的，很深。他的手指又粗又短，指关节像一颗颗铁螺丝，弯都弯不过来。可就是这样一双手，一拉起二胡来，就像换了个人。
陈小军记得，他们在家的时候经常在楼下围着老吴头坐——因为他会拉二胡。
“吴师傅，拉一个！拉一个！”孩子们吵着，像一群饿了的雏鸟。
老吴头被围在中间，有些不好意思地搓搓手，嘴上说着“不拉了不拉了”，眼睛却已往布袋里掏了。二胡掏出来的时候，孩子们安静了——那把二胡很旧了，琴筒上的蟒皮磨得发白，弓毛断了好几根，像老人的白发。他调了调弦，眉头皱了皱，又松开了，然后拉了一首曲子。
陈小军听不出是什么曲子，只觉好听。像青山湖的水在流，慢慢地，淌过石头，淌过水草，淌过深深浅浅的河床。又像秋天的风，从上海路那头吹过来，穿过梧桐树叶，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像在说一件事，一件很久以前的事，一件说到一半就忘了的事。
《二泉映月》。他后来才知道这个名字。
“吴师傅，你怎么不去宣传队？”有人问。
老吴头笑笑，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没回答。他把二胡收进布袋，拍了拍裤子上的灰，站起来要走。
“吴叔叔！”陈小军在学校见到老吴头时颇为不自然地叫了一声。
老吴头回过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什么东西，陈小军当时读不懂——像赣江底的水草，沉沉的，暗绿的，在水底下飘着，看不清。很多年后他回想起来，觉得那眼神里有心疼，有惋惜，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
“你好好读书。”老吴头只说了这四个字。
好好读书。这四个字，在那个年代，像一句空话。书在哪？课堂在哪？读书的时光在哪？但老吴头是真心希望他好好读书的。老吴头的儿子叫吴建设，据说是洪洲十七中毕业的，一九六八年当兵去了珍宝岛。走的那天，老吴头送他到洪都火车站，塞给他两块钱：“建设，到了部队写封信回来。”吴建设接过钱，点了点头，上了车。那是老吴头最后一次看见他。
吴建设再没回来。
后来，老吴头每天翻一本破旧的《新华字典》，那是吴建设留下的。他不认识几个字，翻字典不是在看，是在摸——摸那些纸页，摸那些字，摸他儿子十六岁的手指碰过的痕迹。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摸，像在摸一个人的脸。
这些事，陈小军是很多年以后才知道的。那时他只想着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