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山的遗书
怡墨成华(湖南)
夜雨初歇,乌蒙山腰的茨竹村被一层薄雾轻轻裹住,像母亲把婴儿裹进襁褓,温柔而窒息。风从崖口吹来,掠过那幢三层小楼空荡的窗棂,发出细微而悠长的呜咽,仿佛有人伏在黑暗里低声呼唤——
“小刚、小秀、小玉、小味——”
名字像四粒带露的种子,在夜色里滚动,却再也找不到可以扎根的土壤。
一
月光薄如锡纸,贴在天上,也贴在2015年6月9日深夜的窗台上。十四岁的张启刚把三瓶“敌敌畏”依次递给妹妹们,最小的老五才五岁,双手捧不住玻璃瓶,只能环抱着,像抱住一只发烫的猫,又像抱住最后一点人间的温度。哥哥说:“喝吧,喝下去就能见到妈妈。”他的声音轻得像风,却沉得像整座山的石头压在一根苇草上。
于是,四个孩子并排坐在二楼的木板床上,一口气咽下那团火辣的液体,像咽下生活所有的苦。随后,他们把自己的作业本、书包、铅笔盒堆在脚边,点燃。火苗舔上纸页,发出细碎的噼啪声,像谁悄悄扣动了童年的扳机,也烧掉了通往未来的最后一座桥。
火光映着四张稚嫩的脸,没有恐惧,也没有迟疑,只有早熟的安静,仿佛他们早已在梦里排练过这一刻,排练过如何与世界告别。火灭之后,哥哥推开窗,像推开一扇再无法返回的门,纵身跃下。沉闷的“砰”声砸在水泥地上,砸碎了这个山村最后的睡眠,也砸醒了某些沉睡的良知。邻居老张打着手电赶来,看见少年侧趴着,嘴角流出玉米糊一般的呕吐物,没有血,却比血更刺目——那是生活留给他的最后一口残渣,也是留给世界的诘问。
二
如果你曾在乌蒙山腹地行走,你会知道,这里的清晨比别处来得更慢,希望也是。雾从河沟爬上来,一寸寸吞没梯田与屋脊,也吞没孩子们曾经轻得像山雀的脚印。可那一夜,脚印突然变得沉重,像四颗钉子,把自己钉在时间的尽头,也钉进了许多人的记忆里。
我试着循着那些脚印倒回去——
倒回一个月前,四兄妹开始集体旷课。老师驱车来喊,门紧闭着,像一颗拒绝融化的心;倒回一年前的春节,父亲张方其杀了两头猪,孩子们啃得满嘴油光,那是记忆里唯一“油水很大”的年,也是为数不多的暖色;倒回2013年,母亲任希芬离家出走,像摘下一枚树叶那样摘下自己的影子,背影比山外的路还长;倒回更久以前,父母当着孩子的面撕打,碗碟碎成星子,孩子们躲进灶房,把哭声塞进柴火堆,让火烧得更沉默。日子像一把钝刀,一点点割断他们与世界的连线,直到只剩下一根细得不能再细的线——彼此的呼吸,而最终,连这呼吸也由他们自己掐断。
三
茨竹村的夜,黑得能听见心跳。那幢三层小楼,白日里被阳光晒得发白,夜里却像一块巨大的煤,把所有光都吸进去,只剩下沉重的轮廓。屋外是两千多斤玉米、五十多斤腊肉、两头两百斤的肥猪,还有一张余额三千多元的银行卡——父亲留给他们的全部物质江山。屋内,是一台掉漆的磨粉机、一只断脚的长凳、两条麻绳吊起的木板秋千。哥哥曾经把妹妹抱上秋千,轻轻一推,吱呀——吱呀——声音像老人咳嗽,又像命运在说“留——下——吧”。可秋千终究停住,像一切被现实拧干的希望,静止在2015年6月9日的夜里。
我总在想,当毒药穿过喉咙的那一刻,他们看见了什么?是母亲远去的背影,还是父亲挥起的巴掌?是同学讥笑他们补丁的裤子,还是老师家访时隔着门板的叹息?也许都不是,他们只看见一条长长的隧道,隧道尽头有一点点光,像黎明的窗,也像传说中妈妈所在的地方。他们手牵手走过去,像小时候穿过玉米地,风掀起叶片哗啦啦响,这回,像是世界在沉默地送行。
四
最小的老五,还来不及写工整的汉字,只在作业本的最后一页画了一排歪歪扭扭的小人,高个的是哥哥,三个矮个是妹妹们,四人牵着手,头顶画了一条横线,像屋檐,又像她想象中的彩虹。她不知道“死亡”怎么写,她只相信哥哥说的“去找妈妈”。妈妈是什么样子?她只记得一张泛黄的照片:陌生女子站在油菜花里,笑得比花还亮。那笑容成为她生命里最后一盏微弱的灯,她抱着这虚幻的光,像抱着一只会发光的瓶子,纵身跳进无边的黑暗。
五
火灭了,药瓶滚到墙角,像一枚被掏空的月亮,再也映不出孩子们的脸。遗书压在枕头下,字迹稚嫩,却一笔一画,刻进纸背:“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们好,可我们该走了……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终于实现。”十四岁的少年写下“死亡”与“梦想”这两个词,像把心脏与刀刃并排放在天平上,让所有看到的人,心都失去了平衡。读到这里,我才明白:真正的绝望不是嚎啕,而是极致的安静,是把所有疼痛揉进纸团,扔进火里,然后拍拍手上的灰,像做完一场再平常不过的作业。
六
次日清晨,雾比往常更浓,浓得化不开悲伤。村民撬开门,刺鼻的农药味扑面而来,像一场迟到的、却无法洗净一切的暴雨。三位妹妹横七竖八躺着,哥哥趴在窗下,像一棵被夜风骤然折断的玉米秆。他们的手却奇怪地松展着,没有握拳,也没有抓挠,仿佛终于把什么沉重的东西彻底放下来了。大人们哭天抢地,猪在圈里嚎叫,鸡扑棱翅膀飞上墙头,山雀从瓦缝惊起,翅膀拍打的声音像无数细小的掌声——这掌声,是为谁的解脱?又是在为谁的长久缺席而送行?
七
消息像长了腿,带着刺,从茨竹村跑到毕节,从毕节跑到贵阳,从贵阳跑到北京。记者、干部、志愿者、心理医生……一拨拨人马涌进山村,闪光灯劈啪作响,像另一场急雨,试图冲刷什么,又像在急切地寻找一个答案。有人追问责任,有人排查低保,有人写下洋洋万字的调研报告。可这一切的喧嚣,与那四个已然沉默的孩子再无关系。他们躺在冰冷的棺木里,额头被画上鲜红的符,像四枚被世界匆匆盖章的邮票,却永远找不到可以寄往的地址——那个叫“幸福”的地址。
八
我曾问山里的老人:他们为什么非死不可?老人用烟杆敲敲鞋底,抖落一地的沉默,然后说:“娃娃们的心,就像树芯,外表看着光生,里面早被虫蛀空了,风一吹,就折了。”我又问:那虫是谁?老人望着远处层叠的山峦,半晌才答:“虫的名字可多哩,叫留守,叫贫困,叫家暴,叫孤独……有时候,也叫人情的淡薄和看不见的明天。”说完,他弯下腰,从地里拔起一棵玉米秆,秆子早已枯干,轻轻一捏,就碎成粉末,随风飘散,像四个轻飘飘的童年。
九
茨竹村的夜,如今依旧黑得纯粹,却再听不到那声决定性的“砰”。小楼被贴上封条,像一张沉默的嘴,把故事封存在里面。风穿过破碎的窗纸,发出哨子般的尖啸,像谁在喊谁,又像谁在无力地说“回来吧”。可世界早已学会熟练地转身,把悲剧留在身后,像甩掉鞋底的泥,继续前行。只有那架麻绳秋千,还在屋梁上轻轻摇晃,吱呀——吱呀——仿佛仍在固执地计算,下一阵风,会带走谁的童年,又会惊醒谁的梦。
十
我离开山村那天,夕阳把乌蒙山涂成一片血色。玉米地泛起金浪,风一过,叶片互相拍打,像无数小手在无声地鼓掌。我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吹散,却又清晰地刺入耳膜:
“如果那一天,有人提前推开门,故事会不会翻到新的一页?”
我没有答案,山也没有。我只能把四个孩子的名字写在纸上,折成一只小小的纸船,放进山溪。溪水清澈,船影摇晃,像四颗小脑袋挤在一起,顺着水流,漂向更远、更亮的地方。也许,那里没有农药的刺鼻,没有火焰的灼热,没有无边的黑夜;也许,那里只有一张温热的床,母亲坐在床边,轻轻拍着他们,哼着走调的歌谣,说:“别怕,梦做完了,天就亮了。”
十一
纸船转眼就不见了踪影,溪水依旧不疾不徐地流淌。世界依旧太平,街市依旧喧嚣。可我知道,在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仍有许多细弱得几乎看不见的线,正在悄悄断裂。它们不是转瞬即逝的新闻,不是冰冷的统计数字,不是昙花一现的“热点”,它们只是一个个具体的孩子,在浓得化不开的黑暗里,攥紧自己的小拳头,等待一个或许永远不会到来的拥抱。
愿我们记得——
记得那幢三层小楼的沉默,记得那架麻绳秋千的摇晃,记得火堆里未燃尽的作业本上歪扭的字迹,记得药瓶旁滚落的画着彩虹的纸。记得把耳朵贴向黑夜,去倾听那些最轻最轻的呼救;记得在奔赴各自繁华的路上,偶尔停步,替那些来不及长大的生命,把一盏叫做“记住”的灯点亮。
因为,他们曾来过,像山间的露珠,又悄悄走散;
因为,他们本可以,不喝下那口代表绝望的液体;
因为,他们是我们共同的孩子,
是我们——说声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