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来，儒家思想成为汉武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指导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汉代的儒家思想已不再完全等同于先秦时期的孔孟学说。
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中的三纲秩序、宗法伦理、尊卑等级等要素为核心，揉合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众多学派中有利于君权巩固、社会稳定的主张，建立了内儒外法、刑德并用的社会控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结合在一起。
西汉后期封建王朝在延续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机构问题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及比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大臣们均提出不与民争利，最终汉元帝废除了盐铁专营，老百姓有了额外的收入，日子勉强能维持；但朝廷的用度又成了问题，无奈等社会稍稍稳定，元帝只好又恢复了盐铁专营。随后汉朝一直陷入与民让利和争利的死循环。
汉成帝永始二年，“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西汉政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沿，有限的社会控制措施已接近全面失效。尽管大臣们借图谶纬书喻指时事，提出重建社会秩序、强化社会控制的主张。但汉成帝已经失去了维护社会秩序、控制天下的信心，将注意力集中到谶纬预言中。
当时的社会土地兼并严重，汉武帝时期已“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到了元帝初年，“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元帝上台后重用儒生出身的官吏，罢免了盐铁官等，尽可能不与民争利，但没有触及社会问题出现的根本———土地兼并问题。
西汉大儒们面对混乱的社会秩序，也无所适从，拿不出挽救统治政权的灵丹妙药，它们认为董仲舒那一套四不像的经学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了，只得从儒家经典寻找济世秘方，于是“奉古改制”的主张渐渐成为百官上书倡议的依据。
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以井田制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是统治政治重新强大的必由之路，而王莽就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代表者。于是就在西汉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之时，王莽以救世主的身份强势出现。王莽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皇太后王政君的侄儿，在汉末幼帝和弱帝时期，为外戚全面登上政治舞台、充当皇帝的代言人提供了最佳时机。
王莽虽然得以外戚的身份进入政权，但个人的作为也赢得统治集团内的广泛好评。王莽本人也是按照古人儒家君子那套标准要求自己，在他还在读书的时候就表现出和其他纨绔子弟不同的生活作风，“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这样的形象符合所有人的期望。
在王莽的引领下，汉末儒生以群体的身份进入各级政权，他们开始活跃在政坛上，或者奔走于太学、乡里之间，等待入仕，他们将王莽看作政治救星，为王莽专权大造舆论，是王莽当权的有力政治力量和鼓动造势者。
绥和元年，38 岁的王莽辅政，王莽对到手的权利和财富十分谦让，他一边努力工作，一边把财富分发给读书人，以至于妻子都穿着破烂衣服。“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官僚士大夫见到了一个与时下贪婪、奢侈不一样的执政者: 克己、俭约、清贫。其伯父王凤生病期间，王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表现出儒家理想中孝顺谦躬的仁义之士形象。
以至于在王莽被排挤打压赋闲在家时，大臣文人纷纷百官大臣依旧对其念念不忘。当哀帝病死，“太后诏公卿举可为大司马者，时群臣皆举莽。”王莽重回汉权力中枢，迅速清理哀帝时的乱政，宠臣董贤自杀，“丁、傅及董贤亲属皆免官爵，徙远方。”又着手处理困扰着政权稳定的汉末两大社会问题———土地兼并与奴婢众多。“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于是公卿皆慕效焉。”“每有水旱，莽辄素食。”哀帝时，“莽杜门自守，其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个人形象陡然鲜明高大，赢得社会各个阶层的赞誉。
王莽的公众形象与儒家所倡导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化道路是一致的。在乱世衰世时，广大饱受儒经熏染的官僚士大夫以及那些丧失土地、沦为流民和奴婢的社会下层民众，从王莽的所作所为上看到了挽救社会危机、拯救现实苦难的希望。
所以，当王莽一步一步地侵夺汉家天下时，不仅没有遭遇包括汉家王侯的强烈反抗，而且受到众多官僚士大夫的摇旗呐喊。王莽新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公元 6 年，汉平帝死，王莽立仅两岁的子婴为帝，自己以安汉公的身份实际控制着汉政权，开始了改朝换代、夺权改制的计划。下令，王公卿士“其与所部儒生各尽精思，悉陈其义”。在百官大臣和儒生们的出谋划策下，王莽开始了新王朝治国理政的时期。
王莽极力通过图谶纬书将自己神化，“自以威德遂盛，获天人助，乃谋即真之事”。公元9 年正式称帝后，王莽继续沉溺于造神活动中，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喋喋不休地编造故事，理顺自己与汉帝同祖同根、一脉相承的经络，证明新汉更替是天经地义、命中注定的。借汉家宗室广饶侯刘京的上书，散布天人感应的言论。刘京说: “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 ‘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 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
从京城到乡里，不断涌现出的图谶纬书记载，大造王莽取代汉帝顺应天意的舆论，渲染新汉更替的合法性，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新莽政权。
王莽对儒家思想的庸俗理解就是以图谶纬书的方式具体地解读儒家经典的具体条文，并将其作为维护社会控制的指南。将图谶纬书中的预言、暗示以及一些妄言故事奉为金科玉律，证明现实生活中政治人物言论和行为的合法性。谶纬化的儒家经典构成王莽统治理念的全部，以图谶纬书为思想逻辑的统治手段贯穿在王莽改制的全过程。称帝后主要活动之一，王莽“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
《符命》的基本内容是渲染汉家已衰、天命已降至新朝，新朝皇帝将按照“井石”刻字、“金匮”藏书的预言治世。于是“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大赦天下。”《符命》四十二篇隆重颁行天下，作为其“奉古改制”的纲领和行为指南。王莽称帝前后所颁布的各方面改制方案，都以谶纬后的经学内容作为立意基础和具体指导。
王莽也极力想建成以自己为核心的新的统治秩序。“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其所称的“礼”就是从称谓上到实际生活状态中完全复古。“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等等。每一个职位、每一个官名都必须与古制吻合，折腾得整个衙门中的官吏们“公卿旦入暮生，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扰乱了原有政权日常统治秩序，“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一时吏治大坏，连维持基本运转都很困难。
王莽“奉古改制”几乎是新朝建立十多年从没有停止过的政治活动，涉及官职名称、等级礼仪、市场钱币、井田制等等，几乎囊括了新朝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奉古改制”是王莽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以毫无实践意义的儒家经典鼓吹的“圣王之治”图式为样本。一步一步地具体模仿、实践。在每一个“改制”领域都以失败告终。
王莽又是一个脱离实际政治、以幻想代替谋略的无知政治人物，“井田制”失败的同时，又根据《周书·大聚》中“市有五均，早暮如一”的话语，对自然经济下的有限市场设置“五均官”管理，对盐、铁、酒、铸钱等又由政府专营，“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彻底搅乱了从达官贵人到贫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秩序。
王莽又转移人们的视线，将社会矛盾转移到民族矛盾上，“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匈奴全面奋起反抗，王莽又遣中郎将军苗 等“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一齐出兵攻打匈奴，“天下骚动”。惹火烧身，各地农民义军纷纷揭竿而起，王莽在农民起义中被杀，新朝政权迅速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