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上次留墨已度过将近10个月光景，由于疫情原因，整个人也变得消沉怠惰。今天闲来无事，听着屋外淅沥沥的雨声，童年时光的一幕幕又浮现在了眼前，顿感睡意全无，故借此时机将记忆冻存于此。
1990年的秋天，我以一个适龄儿童的身份光荣进入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所母校——庆丰小学，这所小学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庆丰胡同，该校名也由此而来。庆丰小学规模不大，然而当年北京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数量远不及当下，因此那么一所简陋的校区几乎足够装下周边居住的全部孩子。学校正门的对面是一个工厂，入学前两年，工厂还偶尔开工，而后就再未见其开工了，听长辈谈及，工厂的前身是一个尼姑庵，小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尼姑庵，甚至连尼姑庵是什么都不知道，现在看来，之所以那个地方会有尼姑庵，很大的可能是因为通过庆丰胡同步行向南，不远便是赫赫有名的妙应寺，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妙应寺，但提到白塔寺的白塔，相信不光是北京人，就连不少刚来北京不久的外地孩子也对这个网红打卡地印象深刻。
小学的六年，我相继在两个校区进行了学习、生活，当然，随着时光的变迁以及2018年新课改的实施，这两个校区都经过了若干次变革，庆丰小学亦从起初的“鲜为人知”最终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所学校作为我基础教育中的第一所母校，到今天也只剩下了那将近30年前的记忆。
回忆那个年代的时光就少不了回忆那个年代的人，与当代的孩子们不同，我们这一代的儿童时期由于受到当时科技发展的局限和家庭传统的约束，普遍显得木讷，但是那个年代的孩子着实更为淳朴、简单。平时，孩子们由于没有电子产品的“叨扰”，故户外运动及社交甚繁，由于学校中的同学几乎都是同一条胡同的街坊，因此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彼此都甚为熟悉。虽然并没有先进的科技产物，但是频繁的户外运动及健康的饮食造就了当时儿童更为强健的体魄，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整个小学只有3个孩子近视眼，而当今动不动就猝死的现象在那个年代几乎闻所未闻。
童年的时光没有平板电脑的陪伴，但是很多孩子家里都有游戏机，而家长通常都会控制孩子的游戏时间，只有学习有所进步或恰逢寒暑假才大发慈悲允许玩个把小时。相比游戏机，每个80后（此“80后”只包含于80~84年出生的孩子，85后不了解，故不做评论）几乎都更倾向于每天晚上17:30的动画片，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比《圣斗士星矢》更受秃小子们欢迎了，记得四年级左右，晚上20:00还会演一集奥特曼，记不太清了。
那个年代的生活很简单，记得当时的周末还只是休息一天半——周六下午不上课，周日全天休息——忘记是何年何月改成“大礼拜”（双休日）了。每周的星期二下午都只有一节课，13:30上课，14:15大家就放学回家了，但是无独有偶，周二下午14:00~17:00是电视台的“停机维护”，所以即使周二放学很早，也没有电视可以看，因此当天下午就成了弹球儿、砍包儿、捉迷藏、跳皮筋儿专场了，相比现在如此激烈的人才竞争局势，只能说我们的童年真的是好幸福啊，虽然玩的东西没有当下丰富多彩，但是却更容易获得快乐，而最大的优点则是通过户外的游戏使得身心更健康地成长。
在学校的社交上，其实并没有太多值得去回忆的东西。三年级下半学期，学校对班级进行了调整，某班被拆分并将学生分配到其他班级，对于突如其来的几个相对陌生的同学，相处起来必然需要一段时间来彼此熟悉，也正是在那个学期，班主任进行了调换，而那个“新来的”老师并不对我的胃口，当然，我也能明显感觉到她对我是不太喜欢的，频频找我麻烦且三天两头“让你妈来学校一趟”导致我一度产生厌学的情绪，成绩也一落千丈。所幸，四年级的我迎来了曙光，班主任换人了，而接下来陪伴我走完小学时光的这位老师，至今仍活跃在我的微信中。
谈起这位班主任，为人耿直率真，当时她在担任班主任职责之外还负责我们的语文课教学，当时的我看她是那样高大，烫出的卷发在那个年代也算是走在时代前端了，加上她刚正不阿且严厉，班里的同学都很怕她。记得小时候我写字非常难看（现在还不如小时候），她每次批改我的作文都会找我“麻烦”，今天说是“蝌蚪文”，明天说是“蚂蚁文”，后天就是“狂草”，反正就是没有好词呗，不过现在回头看看，她那么犀利的评判居然都没让我练出一笔好字，不知是骂得不到位还是我真的不争气。毕业后将近20年我没有再联系上她，但是缘分总是那样神奇，前几年（应该是2015年），我当时在证监会工作，从家步行到金融街的途中，我一眼认出了她——她的外表没有丝毫变化——她也认出了我。在后来的交谈中，我得知了她在前几年罹患了乳腺癌，这种病在当下也算是女性中的常见病了，好在手术很成功，加之心态极好，身体状况还算不错，希望恩师能健健康康吧。
除此之外，同学方面我就不想多做赘述了，因为若干年前的一次同学聚会，让我彻底决定和这些曾经的同窗划清界限了。
突然感觉困倦了，不写了，回忆太多必然勾起伤感，我还是希望能睡个好觉，人老就够闹心了，再矫情就不太好了，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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