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儿子出生几年之后，奶奶又先后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和第三个女儿。家里一下子又有了两个孩子，热闹了许多。爷爷的脸上，那几年总是挂着笑的。他走路带风，说话带劲，连锄地的力气都比从前大了几分。村里人见了都说，老陈家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有了两个儿子，往后啥也不愁了。爷爷听了，嘴上不说，心里美得很，回家又多喝了一碗粥。
奶奶后来跟我们说起这几个孩子的时候，对二儿子的评价最特别。她说：“你们二伯啊，是我们家最会讲话那个。”
这话不假。二儿子从小就嘴甜，见人叫人不带重样的，哄得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喜欢他。他说话利索，脑子转得快，什么事到了他嘴里，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清楚楚。别的小孩还在结结巴巴地跟大人要东西吃，他已经会跟邻居家的婶子拉家常了。奶奶说，有一回村里来了个说书的先生，在村口的大皂角树下摆了个摊子，讲《西游记》，大人小孩都围过去听。别人听个热闹就散了，二儿子不一样，他听完回来，能把先生讲的那一段从头到尾复述一遍，连语气都模仿得惟妙惟肖。爷爷听了直乐，说这孩子将来有出息，嘴皮子利索，到哪儿都吃不了亏。
除了能说会道，二儿子还有一样本事—厨艺好。这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男孩子里头，是很少见的。大多数男孩子，别说做饭了，连灶台都不愿意靠近，觉得那是女人的事。可二儿子不一样，他从小就爱往灶房里钻，看奶奶做饭，看久了就自己上手。他学什么都快，炒菜、蒸饭、烙饼，样样拿得起。奶奶说，他十来岁的时候，就能一个人张罗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来，色香味俱全，比奶奶自己做的还好吃。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都是二儿子掌勺，客人们吃了都夸，说陈家这个二小子，将来不当厨子可惜了。
但二儿子的路，没有往厨子那条道上走。
他长大以后，赶上了征兵的时候。那时候农村里的男孩子，能当兵是件很光荣的事。穿上军装，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地送出村，那是多少人家求都求不来的荣耀。二儿子被选上了，体检、政审一路通过，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送。奶奶站在人群里，看着二儿子穿着崭新的军装，背着背包，跟着队伍往村外走，心里又高兴又舍不得。高兴的是，儿子有出息了，被国家看上了；舍不得的是，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二儿子一走就是好几年。
这几年里，家里的日子并没有因为他当兵就变得轻松。爷爷还是天天在地里刨食，奶奶还是天天围着灶台和孩子转。少了一个劳动力，地里的活就得更紧巴地干。大儿子已成家，有自己小家要顾，帮不上忙。三女儿还小，也指望不上。爷爷奶奶只好咬着牙，把自己当两个人使。奶奶后来回忆起那几年，总是叹一口气，说：“你二伯当兵那几年，家里少了一个人干活，你爷爷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后来二儿子退伍了，回到了村里。
他回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爱往灶房里钻的半大小子了。他长高了，壮实了，腰板挺得笔直，说话做事都带着一股子军人的利索劲儿。村里人都说，陈家这个二小子，出去当了几年兵，果然不一样了，有派头，有见识。
没过多久，二儿子在村里娶了妻，生了子，还当上了村支书。
支书这个官，在村里不算大，可也不小。管的事多，从分地到调解纠纷，从征兵到推荐上学，大大小小的事都要经他的手。二儿子当了支书以后，更忙了，整天不着家，东家跑西家串的，处理村里的事。他说话还是那么利索，办事也干脆，在村里渐渐有了威信。
可奶奶却渐渐发现，二儿子变了。
变了的不只是他的身份和派头，还有他对这个家的态度。
奶奶后来提起二儿子，总是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个是“抠门”，一个是“正直”。
“抠门”这个词，从亲娘嘴里说出来，多少带着些心酸。奶奶说，二儿子自从出去当兵以后，就很少帮父母拉扯弟弟妹妹了。他当兵那几年，工资津贴虽然不多，但多少攒下了一些，从未补贴过爷爷奶奶。退伍回来当支书，虽说也不是什么肥差，但总比普通庄稼人宽裕一些。可他也从没主动给过家里什么。家里还养着弟弟妹妹，吃穿用度样样要钱，爷爷奶奶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勉强能糊口，哪有余钱剩米？可二儿子像是有意无意地跟家里保持着距离，他的日子是他的日子，爹娘的日子是爹娘的日子，分得清清楚楚。
比“抠门”更让奶奶心里过不去的，是二儿子的“正直”。
奶奶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很复杂。那不是纯粹的夸奖，也不是纯粹的抱怨，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带着遗憾和无奈的叹息。她总是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你二伯啊，太“正直”了，一辈子没假公济私过家里人。”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夸儿子清正廉洁，可奶奶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分明是湿的。
那个年代，特长生读镇上的高中，不需要像普通学生那样参加严格的升学考试，只需要村里干部写一封推荐信就行了。这封推荐信，对于成绩一般但有特长的孩子来说，就是通往更高学府的通行证，就是改变命运的一扇门。
奶奶的第三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妈，那一年正好初三，面临着考高中的关口。
三姑的成绩一般，按文化课成绩考高中，希望不大。可她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长处，她个子在班里头一号，手长脚长，打起排球来特别有优势。她在学校排球队里是主力，教练很喜欢她，说她有天赋，好好培养，将来能打出名堂来。教练私下跟奶奶说，这孩子只要上了高中，凭她的排球特长，将来考个师范、当个体育老师，是很有希望的。
在那个年代，对于农村女孩子来说，能当上老师，那是天大的好事。端上公家的饭碗，每个月拿工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比在地里刨食强一万倍。奶奶听了教练的话，心里像点了一盏灯，亮堂堂的。她想，三姑要是能读上高中，将来当了老师，这辈子就不用吃苦了。
可问题是，三姑的成绩够不上高中的分数线。她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特长生的渠道，由村里干部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到镇上的高中去。
而村里的干部，就是她的亲二哥。
奶奶觉得，这事儿不难。亲妹妹要上学，当哥的写封推荐信，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她二儿子是村支书，手里有这个权力，推荐自己的妹妹，合情合理，又不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再说了，三姑确实有排球特长，不是弄虚作假，这是实打实的本事。奶奶想不通，这有什么好犹豫的。
于是，奶奶去找二儿子了。
第一次去，地里的庄稼刚收完。奶奶换了一身干净衣裳，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提了一篮子鸡蛋，去了二儿子家。二儿子正在家里看文件，见奶奶来了，让了座，倒了水。奶奶坐下来，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会儿闲话，然后才把话题转到正事上。
“老二啊，”奶奶斟酌着词句，“你妹妹今年初三了，成绩还行，就是考高中差一点。她排球打得好，教练说了，只要上了高中，将来能当老师。你帮个忙，给她写封推荐信呗。”
二儿子放下手里的文件，看了奶奶一眼，沉默了一会儿，说：“妈，推荐信不是随便写的，得按规矩来。”
奶奶说：“怎么不按规矩了？你妹妹确实会打排球，教练都说了，她有天赋。这又不是让你做假，就是写个推荐信，推荐你妹妹读高中。”
二儿子摇了摇头，说：“妈，你不懂。我是支书，这事得避嫌。要是给人知道了，说我以权谋私，影响不好。她哪里什么天赋，我怎么不知道。”
奶奶急了：“影响什么影响？你妹妹有本事，又不是走后门。再说了，你是她亲哥，你不帮她谁帮她？”
二儿子不说话了，低着头，翻着手里的文件，像没听见一样。
奶奶坐在那里，等了半天，等来的是沉默。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的难受。她站起来，说了一句“你再想想”，就走了。
回去之后，奶奶跟爷爷说了这事。爷爷闷着头抽了半天烟，说：“老二这孩子，当了官就变了，六亲不认了。”奶奶听了，心里更难受了，可她还想再试试。
第二次去，她想着，这回好好说，兴许能说通。可二儿子还是那套话：“妈，不是我不想帮，是这事真不好办。我是支书，带头搞这些，以后怎么管别人？”
奶奶这回没有急，她耐着性子说：“老二，你想想你妹妹，她要是上不了高中，就只能在家里种地。她一个女孩子，种一辈子地，多苦啊。你妹妹老师都说了她适合打排球，她打得很好。你当哥的，就忍心看着她上不了高中，以后也跟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个刨土过日子的农民？”
二儿子还是拒绝了。
奶奶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拼命忍着，没让它们掉下来。她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二儿子。二儿子坐在那里，背对着她…
她后来再也没有去找过二儿子。
三姑最终没有上成高中。那封推荐信，始终没有写成。她初中毕业后就回了家，跟着爷爷奶奶下地干活，后来嫁了人，成了家，过着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日子。她排球打得好，个子高手长，可这些天赋，最终没有带她走出那片土地。
这件事，成了奶奶心里最大的一根刺，也成了她对第三个女儿最大的亏欠。
奶奶活了八十多岁，临终前那几年，她常常坐在院子里的皂角树下，拉着我姑妈的手，一遍一遍地说：“闺女啊，是妈对不起你。妈没能耐，说服不了你二哥。要是那封信写成了，你现在就……”
姑妈每次听了，都笑着安慰她：“妈，说什么呢，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嘛。我的孩子考上了好大学，毕业进了好的国企单位上班。”可姑妈笑的时候，奶奶看见她眼睛里有东西在闪，亮晶晶的，像露水，又不像。
奶奶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恨，只有深深的遗憾。她不是恨二儿子，可她就是想不通，一封推荐信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怎么就不能写呢？亲妹妹的前程，难道还比不上一个“避嫌”重要吗？
可能确实因为二儿子为人处世太无情，得罪了不少人，只当两三年村支书。
那封没有写成的推荐信，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也留下了一道永远愈合不了的伤疤。
在那些夜深人静的时候，二儿子会不会想起当年那个坐在他家里、眼眶红红的母亲，会不会想起那个因为少了一封推荐信而留在土地上的妹妹。
也许他会想起，也许他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