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班到家，发现儿子正蹲在一个小纸箱旁边。一见我，就兴奋地喊叫：“爸爸，快来，看！”小手指着纸箱，眼睛直直盯着。
我凑过去看，原来是一只鸟。似乎很熟悉，一时却叫不上名字了。小时候肯定见过，我暗想。妈妈甩干手上的肥皂沫说道：“这斑鸠是我在小区院子里看到的。刚扎翅，还不太能飞，我就抓了它，让小宽玩玩。”
原来是斑鸠啊。我又仔细打量了它。个头倒不小，只是通身褐色，羽毛上还布满了黑纹。跟我记忆里的，并不匹配。它趴在箱底，看似很紧张，眼睛也是呆滞的，没有活力。突然一种不安感攫住了我。这鸟不会患了禽流感吧。于是急忙让妈妈连箱子带鸟儿搬出屋外去了。儿子见状着急了，嚷着：“不要带走小鸟”。我把他抱到一边，陪他玩别的游戏，以安抚他。好在小孩子没有长性，很快就放下这事了。
妈妈回屋后，似乎有些歉意地说：“我没让小宽动它，也寻思得等你回来再让他玩。”我默默地听着，想起了我小时候在家乡打鸟、捕鸟的一些事。
我的家乡在鲁中山区。我们村就在一座小山的缓坡上。山中村里，杂花生树。斑鸠、麻雀和燕子都是常见的。村里人认为家里屋檐下有燕子衔泥做窝能给带来福气。斑鸠习惯偷吃人们晾晒的粮食，麻雀是谷子成熟时节的大患，多为农人所不喜。
我小时候常常用弹弓打麻雀。满村里转游着寻找停留在电线上、屋顶上的“活靶子”。一旦锁定目标，就聚精会神的瞄准、射击，却往往很难打到。麻雀机灵，在你准备靠近瞄准的时候，它就振翅飞走了。距离远了，力道和准头又不济。偶尔打到一只就很高兴了，回家让大人炒来吃，是难得的美味。有一次玩弹弓误伤了一只燕子，因为俗语说：打燕子瞎眼，就一直害怕不已，不敢跟家人提起，战战兢兢过了一天。直到次日，眼睛确实没事才安心。
斑鸠就好抓多了。尤其是学习了《少年闰土》的课文以后。我如法炮制，也在平地里撒一把谷，用系着线的木棍支起一个箩筐，手里牵着线，猫在一边等着。斑鸠嘴馋，当它吃的忘乎所以的时候，拉紧绳子，多数不会落空。
在我印象里，鸟儿从来都是乡村生活的美好点缀。白杨树上鸣叫的野雀，房檐下回旋的燕子，远山上空翱翔的鹰隼。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还能清晰的回忆起盛夏午睡醒来，窗外的白杨青翠，鸟鸣啁啾。
直到我进城读书，接二连三的禽流感疫情，才让我将病毒这个词与鸟儿联系起来。2013年夏天，H7N9禽流感让北京全城紧张。我叮嘱刚来北京一年的妈妈不要再去菜市买菜，只给儿子吃老家亲人自己积攒的鸡蛋。
工作日的一天中午，午餐我吃的包子和酸辣粉。特意选了素馅包子。可是几口下去，发现包子馅料里有鸡蛋碎末，酸辣粉汤里也有鸡肉丝，虽知道病毒经高温加热后难以存活，但仍然有些担忧。
2012年春夏之交，妈妈来北京与我们同住。以她的古道热肠和外道性格很快融入了这座城市。养了半辈子家禽的她，不是没见过鸡瘟鸭病，她熟悉的是家禽有病就给药，救不活就掩埋。禽鸟的流感传染给人，且是致命的，这让她不能理解，想起老家就忧心忡忡。老家散养家禽，鸟儿品种繁多，与人杂处，这类疫情一旦蔓延过去，将会是防不胜防的。好在随着天气渐渐转凉，疫情也就慢慢平息下去了。
也许是这次经历让妈妈也有了警惕感，她想到等我决定是否容留那只斑鸠。我禁不住摇头苦笑。我相信妈妈的判断，它虽然个头大，确实是一只雏鸟。或许它眼睛里的呆气，也只是我内心防范的臆想罢了。
事后的一天，偶尔我听到他们祖孙二人说话，儿子还提及那只鸟。亲眼所见的斑鸠在他的记忆力还是留下了一些印记的，比图画册上惟妙惟肖的各类鸟儿鲜活的多。我虽希望他多长见识，却剥夺了他一次观察学习的机会，活脱脱一出现代版的叶公好龙。现在想来，还是挺惋惜的，我当时怎么敏感的那般不可理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