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多鹤》讲述了在日本战败后一个中国女人和一个日本女人（多鹤）在战争的硝烟中走进同一个屋檐，同一个男人，在特殊年代衍生出的特殊的家庭。历史时代变成舞台，每个人在上面上演不同的角色，喜怒哀乐。作者严歌苓客观地解读历史，关注个体命运，着重凸显苦难年代里人性的光辉。
一，历史背景的模糊化
在《小姨多鹤》中，除了开篇序里提到日本投降后代浪村的消亡，后面小说中历史背景占据的篇幅非常的少，这在描写同一时代的作品中是较为罕见的。作者将叙事背景一再局限，到最后就局限在一个家— 由多鹤，小环，张俭和三个孩子组成的家。这种局限性让读者完全关注在主要人物身上，使历史背景的存在变得模糊。这种历史背景的淡化处理是因为作者想要探究的是人性以及人物在面临困境时做出的选择，但并非历史背景和人物命运之间的关联性。这充分体现了严歌苓“文学即是人学”的文学观。作者选择模糊化历史背景而不是摒弃是因为小说里多鹤，小环和张俭之间的关系是畸形的，一夫二妻但又妻不妻妾不妾的，这种特殊的人物关系在抛开历史背景前提下是不能单独合理存在的。所以历史背景的模糊化能够着重凸显人性的主题，同时让故事本身合理化。
二，多维度的历史解读
严歌苓书写历史的角度和维度是很特别的，这来源于作者自身的经历。严歌苓在1989年时赴美留学，这段经历使她能够以更客观的角度看待历史，跳出“中国人”的单一身份，更多了一些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和人道主义视角。例如小说的序从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写起，“村子里处处是女人急促的木屐声，她们偻着腰，蜷着腿跑得飞快，边跑边喊’中国人来啦！”在严歌苓的笔下，日本遗民同样经历惨痛的迫害，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抛开传统的刻板印象和侵略者受害方的争论，严歌苓站在一个更客观的角度看待历史事实，她笔下战争带来的伤痛是双向的。日军的追赶造成小环的流产，不能再生育成为她一辈子的遗憾，而日军投降后中国人的报复则彻底改变少女多鹤的生活，她失去所有的亲人，被装在麻布袋被卖进张家，那个邻村人结成的血球烙印在她的记忆深处......当作者跳出了一个民族的视角时，她的历史叙述是更客观的，这种宏观的角度提供给读者更多维度的立体历史解读。
三，关注个体命运，探索人类共有的美好品质
在《小姨多鹤》中，作者着重描写的是典型人物小环和多鹤，一个泼辣开朗的中国女人和一个质朴较真的日本女人是如何互相团结扶持一个家，在残酷的大环境下夹缝生存。多鹤拥有代浪村人的秉性，她“不凑合”，可当遇到绝境时她的“不凑合”让她无处可去了。小环则是多鹤的反面，她喜欢热闹，泼辣开朗，总是“凑合凑合”就把日子过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却融洽地支撑起了一个家。小环也不是没想过抛弃多鹤，这样她就可以和张俭和三个孩子过上正常幸福的生活。可多鹤在狼群出没的坡上生孩子时，小环没有抛下她；当张俭真的把多鹤扔下了，大喊大叫“你这是杀人”的是小环；张俭入狱多鹤绝望时，用一碗鱼汤打消多鹤自杀念头的也是小环。而多鹤总是勤劳而沉默改变着一家人的生活习惯，丫头去幼儿园时“衣服给熨得光整无比，打补丁的花格子裤还给熨出两道刀刃似的裤线”，张俭下班后“他刚坐下，一杯茶静悄悄出现在他面前，茶是晾好的，掐着他下班回家的时间沏的。茶杯放下，一把扇子过来了。”到最后“小环想，一旦没有这平滑如镜面的地面，没有烫的平整，浆的香喷喷的衣服，没有了酱小虾，小鱼，知了蛹和红豆团，张家的人能否活下去。”
小环的这份“凑活”和多鹤的“不凑合”从充满矛盾到最后互不相离，是在特殊背景下实现的文化融合，是人性共通的善良造就的。作者将故事放在抗战结束后这样特殊的时代来写，很好地突出了困境中人性复杂的多面，对人性的拷问和探究实现了小说主题的升华。
[1]刘艳.女性视阈中的历史与人性书写——以《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和《陆犯焉识》为例[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63(02):16-25.
[2]王君.严歌苓小说对故土历史与文化的双重解读——以《小姨多鹤》为例[J].昭通学院学报,2016,38(01):4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