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通俗地说,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慕、爱恋之情。在人生的阶梯上,青春勃发的少男少女和青年男女们自然是爱情体验的主角,虽不能排除中老年人。在人情日益淡薄的当代,不少人对人世间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爱情表示质疑。我觉得,真正的爱情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爱情的烈度有高有低、爱恋的蜜月有长有短而已。
在过去哪个火红的年代及改革开放初期,年轻的人们多数羞于谈情说爱,中学及大学学生守则先是明文禁止后是不提倡恋爱。在文学作品、影片及情人之间的书信中往往不会直接表达爱意,而是畅谈理想和责任,并抄写一些积极向上的爱情格言互赠。虽不乏“崇高”意味,但未免有些沉重。
其实,从人之本性而言,真正的爱情应当是男女之间一种纯洁而美好的爱慕情感,最起码一开始不会被掺杂太多的“杂质”。当然,爱情的“保鲜期”是有限的,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爱情。感情突如其来时,温度骤增,情到深处,自然会爱得死去活来,卿卿我我,不可分离。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简直是度日如年。感情经受考验的过程中,往往时好时坏,时断时续,像坐“过山车”一般。感情淡薄后,骤然降温,文雅者和平分手,拜拜后各自安好;一时扯不清者,藕断丝连,甚至脚踏多只船;矛盾不可调和者,打得不可开交,闹得山崩地裂,最终成为路人甚至反目成仇。至于当代青年中的只恋不婚不育一族,实属个人权利,别人无须评判和干涉。就大多数人而言,恋爱之现实而理想的结果是走向婚姻,在共同讨生活、过日子中,爱情慢慢地变成了亲情。人们常说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大致包含着这层含义。
正因为爱情充满了敢爱敢恨、冷暖无常、悲欢离合之最热烈、最激烈的人类情感“因子”,故成为历代文人骚客诗文创作的不竭动力和永恒主题。文学作品一旦舍弃了爱情这味“大料”,也就失去了摄人之魂、动人之魄。只是,同样的爱恋,同样的离情,放在现当代,诗人们定会演绎出几十句甚至上百句长短不齐的诗歌,作家们会写出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编剧和导演们则像做“兰州拉面”那样,定会拉扯成几十集甚至上百集的电视连续剧。而中华文化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郑风》却只用了四十九个字,就高度凝练、生动感人的诠释了一个热恋中的少年对恋人的思念之情,可谓千古绝唱。
我们先看一下《诗经·郑风·子衿》如下这段原文: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对这段原文,我们可翻译如下:
青青的,是你的衣领;悠悠的,是我的心境。 纵然我不曾去会你,难道你就此断绝音信吗?
青青的,是你的佩带;悠悠的,是我的思绪。 纵然我不曾去会你,难道你不能主动来吗?
来来往往地张眼望啊,在这高高的城楼上啊。 一天不见你的面啊,好像已有三个月长啊。
这首诗写一个少年在城楼上等候他的心上人,急得他来回走个不停,一天不见面就像隔了三个月似的,表达了热烈的思念之情。全诗三段文字,采用倒叙手法。前两段以“我”的口气自述怀人。“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是以恋人的衣饰借代恋人。度日如年的相思,自然缘于深刻难忘的印象和恋慕,而那个衣领青青的形象,总是浮现在脑海和眼前,刻骨铭心,忧思难忘,忍受不住,故不得不去那城楼张望以待、彷徨徘徊,足见其思恋心情之急迫。
全诗五十字不到,但主人公等待恋人时的那般焦灼万分的情状宛如一幅极富质感的电影画面映入读者眼帘。这种强烈的艺术效果,源自诗人在创作中贯穿运用了生动感人的心理描写。诗中仅用“挑”、“达”二字来表现此人之行为举止,而将主要笔墨落在刻划其心理活动上。前两段可视为对恋人既全无音讯、又不见影儿的埋怨之辞,以“纵我”与“子宁”对举,急盼之情中不无矜持之态,令人不得不生出无限之想像,真可谓言简意赅。末段一句“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之内心独白,同《诗经·王风·采葛》所言“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样,表示一天不见,就好象过了三个月、三年之久,形容思念的心情何等迫切。此句被后人演化为成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流传千古。
在埋怨之辞和内心独白之间,通过夸张修辞技巧,造成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之反差,从而将其强烈的思念心理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可谓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此等心理描写手法,虽在后世文坛被无限发挥,但上溯其源,开先河者当属《诗经·郑风·子衿》,且已成千古绝唱。钱钟书先生指出:“《子衿》云:‘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子宁不来?’薄责己而厚望于人也。已开后世小说言情心理描绘矣。”(《管锥编》)只是后世文学作品无有超乎其上者。
诗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作为千古名句,不断为后人化用于表达诸般思念之心迹。然化用最成功、境界最高者,当属三国枭雄曹孟德。他在《短歌行》中化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来表达对天下贤才的急切渴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一代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尽显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在民间采风基础上形成的诗歌总集,《诗经》铸就了先秦四言诗的辉煌。此后的中国文坛逐步兴起了五言、七言诗,而四言诗则繁华不再。直至汉魏时曹操创作《龟虽寿》《短歌行》等名篇,成为《诗经》之后四字长诗的主要代表作。至两晋时嵇康、陶潜的四言诗,以及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四言诗等,均系个别诗人的个别创作,零篇散章,已无法成为时代文学主流了。惟此尤显其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