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固化，寒门难再出贵子，你努力的天花板只是别人的起点，这样的话题最近两年成为热点。我们是否以为只有中国如此？
1972年，出身贫寒的孩子最终能读到好大学的人数是4%，30年过后，同比数据增加到了5%。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中，孩子读同类大学的比例是26%（1972年）和36%（2002年）。
美国竞争最激烈的大学——埃默里大学、西点军校、波士顿学院、南加州大学，出身顶端四分之一的学生和底层学生的比例是14:1。
大中华阶层固化，美利坚合众国也是如此。那么，造成这样的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美国人的研究表明，家庭结构、父母教育方式、童年期的发育、同学间的相互影响、就读的学校、课外活动的机会……
这些都是原因。
穷孩子从出生起就背负了很多无形的负担，高额的学费和学生债务只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并不是最主要的负重。成绩好的穷孩子中，只有29%的人最终能从大学毕业，成绩差的富家子会有30%拿到大学文凭（美国人大学制度和中国不同，捐赠制度可以保证部分富家子弟拿到毕业证）。家庭出身压到成绩成为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回到最本原。
1959年的俄亥俄州克林顿港，是一个机会的乐土，无论穷和富，黑和白，都能从父母、店主、教师、牧师、校监和教练那里得到人生建议、机会和支持。50年后，普遍的经济繁荣消失了，社区中无所不在的凝聚力消失了，惠泽大多数家庭的机会平等消失了。
克林顿港甚至演变成了“双城”，上层阶级住在郊区的富人区，他们的孩子从读书起就有家庭为之储蓄的大学基金，参加足球队的小联赛，也有关爱他们的教堂长者，读私立学校；贫穷家庭的孩子住在城中心，他们的成长艰险重重——心狠手辣的继母、入狱服刑的父亲、意外怀孕、青少年拘留，读鱼龙混杂的学校。
50年前，父母的鼓励是孩子能否上大学的最重要的正相关因素。50年后，父母财产、家庭结构或者邻里之间的社会资本，现在都是制造差距的罪魁祸首。50年前，这些因素和孩子能否读大学或者其他教育成就没有任何可见的影响。
克林顿港已经面目全非，恍如隔世。这也是《我们的孩子》作者的家乡。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本身具备着前所未有的能量，从最开始的平等，机会平等、发展平等，最后因为人生际遇、个人能力、社会大环境的变迁，贫富差距必然会显现，时间轴距越长，就越清晰和明显。
这其中的经济变迁，主要的因素就是工人阶级工作岗位的丧失。富的必然更富，穷的止步不前或者越来越穷。
1975年，经济学家奥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大抉择。我们可以追求增进社会平等的政策，比如说通过税收制度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但这么做必然会牺牲经济生产力。
所有国家都为了发展经济，为了经济的强大，选择更倾向于牺牲平等，而不去牺牲生产力。这是过往50年美国发生的事情。于是，不平等的范围就慢慢扩大。
而悖论是，经济停滞和工作岗位的消失会加剧不断扩张的机会不平等。
不断扩张的机会不平等还会继续扩张，演变为阶级鸿沟。生活在美国郊区的上层阶级家庭拥有丰富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可以帮助孩子对抗和缓冲压力。下层阶级的孩子，社会网络关系荡然无存，经济低落时，你看不到互帮互助，社区并不是穷孩子的避风港，由于黑帮盛行，社区成为贫穷孩子祸患的源头。
可惜的是，贫穷孩子并不能逃离这些社区。他们的父母也无能为力。宗教社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但仅仅是帮助，无法逆转人生。
美国上层阶级的父母通常都拥有广泛的“弱关系”，在定义这个概念时，社会学家指的是在不同的社交圈子里都有非正式的熟人，比如精神科专家、教授、企业经理、家庭友人、朋友的朋友等。上层阶级的儿女们将会受益于这些“弱关系”。底层社会的人们则缺乏有用的弱关系，在寻求社会帮助时往往只有家庭和邻居可以依赖。
你必须让你的孩子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必须要上大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美国人，也会拥有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社会关系网，这种相关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和朋友的核心圈子，在整个大社会也是如此。相反，受教育程度越低，则其社会关系网越稀疏，越不起作用。
社会关系如此重要，并不仅仅表现在孩子可以进入顶尖大学，或者毕业后获得金领工作。让孩子由实习生晋升为位高权重的管理者固然重要，但不要忘记，社会资本还可以通过种种方式保护出身优越的孩子免受青春期的种种风险，而这也同样重要。富裕家庭的孩子并不是不会接触到毒品和酒精饮料，关键是，富裕的家庭和社区可以动用各种资源，将孩子不良行径和不幸遭遇的负面结果降至最低。
这就是社会学家说的“安全气囊”。
底层阶级的父母做不到。这又会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父母贫穷，孩子难出头。孩子贫穷，孩子的孩子难出头。如此反复。
那么，改变世界的互联网是不是缩小了鸿沟？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变平了？
答案还是会让你失望。同样是使用网络，来自上层阶级的年轻人（及其父母）更多地是在寻获信息，关注工作、教育、政治和社会参与、健康和时事新闻，而下层阶级的孩子（及其父母）更看重网络的娱乐和消遣功能。换言之，有钱人是在以促进社会流动的方式来使用互联网，而穷人对互联网的运用通常不会有助于社会流动。
在一个信息唾手可得的世界，重要的不是获取信息的渠道本身。在信息的版图内，更有优势的上层阶级，他们的朋友圈可以判别信息、提供语境，而下层阶级的亲朋好友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网上得来的信息。
互联网无法避免不平等。
《我们的孩子》这本书得出了它的结论：只要经济收入的不平等不断加剧，即便是社会的流动速率保持不变，出身优越的孩子还是可以遥遥领先那些出身卑微的孩子，起步阶段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人到终局更是遥不可及。
和中国一样可怕的是，这本书对富家子弟作出的实例调查显示，很多上层阶级的孩子并不是终日无所事事，虚度光阴，正相反，为了力争上游，他们也殚精竭虑；上层阶级的父母为了培养他们的孩子，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大量金钱，他们也并没有只是给孩子挣钱。
正如前一段时间的段子说的：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
这并不是对学历的无比崇拜，这也并不是对金钱的无比崇拜，只是因为我们都被这个时代裹挟，无法阻挡。这个时候，你才能理解《长江七号》里，那个在工地上打工把孩子送进精英学校的桥段，也可能是真实的例子。并非不可理解。
如果你不是那个上层阶级的父母，你只能尽可能把你的孩子培养到脱离你们所在的那个阶级。
从你个人的角度也只能这么多做了，你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如果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自然是要加大对贫穷孩子的教育投入、改善社区环境、打击犯罪等等方面着手，不过，这是肉食者的事情，你我似乎并没有办法去改变。
改变自己，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条件。你以为，科举制没有了，事情就改变了多少吗？并没有。
Just Do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