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春秋之七三

成都历史上的华阳和古籍《华阳国志》有什么关系？

                     文  和运超

在漫长的3000多年成都历史中，华阳，一直是与成都息息相关的名字。成都与华阳，几乎是古代最典型的“双子城”，比唐代的长安和万年还要悠久。但是古代“华阳”这个名字的出处原则上并不指成都的华阳，不少人可能都知道有一本古籍《华阳国志》，内容也和巴蜀之地有关，这两者究竟有无什么渊源呢？

一、《华阳国志》的“华阳”是指什么地方？

《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书中的华阳所指其实并不是成都，也或者说实际远远大过成都，几乎指西南大部分地区，以今天看川滇黔三省都算涉及。

这本书会使用“华阳”一名的由来出处，最早是见于古籍《尚书·禹贡》说：“华阳黑水为梁州。”意思是梁州北至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在序言中说：“唯天有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换句话说，《华阳国志》所记的主要地区范围就是《禹贡》中古时“九州”的梁州，因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而得名为“华阳”。

这一古梁州的辖区沿袭到秦汉交替时期。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大力拓边以后，对汉朝管辖疆域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划分，当时就从古时九州变为十三州，其中一些地方更改了名称。像长安所在的古雍州改为凉州，而巴蜀所在的古梁州被益州取代。但是，最初益州是设在云南境内，后来转移到巴蜀（魏晋后重设梁州就单独从益州再划分出汉中地区）。

《华阳国志》一书写于东晋，而书中记载的内容，大体是公元四世纪中叶前，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内容非常丰富，考证颇为翔实，史料大体可靠（即便有很多涉及野史传说的内容，依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是研究古代西南边疆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等三国、两晋时期巴蜀地方史的重要古籍资料。

该书一共分十二卷，约十一万字。主要内容分三部分：一至四卷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其中也包括这一地区的政治史、民族史、军事史等，但记述形式是以地理内容为主，类似于古代传统史书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曾经占据巴蜀一方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地方势力的来龙去脉。也包括西晋短暂统一时期的巴蜀历史，这一部分略似传统史书中的“君王本纪”；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这部分相当于传统史书中的“人物列传”。

曾为《华阳国志》做校注的学者刘琳在“前言”里评价：“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该书的作者常璩将历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经济、人文等诸多不同的内容，杂糅在一部书中，无论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具备了方志的性质，但是又区别于一般传统方志只偏重记载某一地区的特点。这种独特性，正是作者常璩在中国方志史书中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华阳国志》经历千年岁月的检验，始终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并成为方志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

常璩此人事迹并不太显著，他是蜀郡人（今天属于成都管辖的崇州市），出生于西晋后期，常氏家族在蜀郡江原县算是一方大族，许多人都颇有学问。常璩是江原县人，史学界没有异议。但是，他的故里小亭在成都周边的哪里？历来有多种说法。

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述自家故乡：“江原县郡西，渡大江，滨文井江，去郡一百二十里，有青城山，称江祠。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小亭，有好稻田。东方，常氏为大姓。文井江上有常堤三十里，上有天马祠。”根据这些信息，学术界大致提出六种意见：第一，《清一统志》的“江源”说；第二，刘重来、徐适端的“三江”说；第三，任乃强的“县西南”说；第四，刘琳的灌县“太平公社”说；第五，王文才的“西南紫竹”（燎原）说；第六，施权新的“怀远”说。这些观点都来自学养深厚的专家，都有一定的依据，但是随着学术界不断综合情况，据推断小亭在今崇州到都江堰境之间怀远一带更为合理，也就是施权新的观点相对较晚（《常璩疑案》发表于《成都文物》2010年第4期），考察依据更有说服力。

后来《文史杂志》2019年1月发表傅德岷《常璩故里考辩》分析，在怀远之南，文井江畔，“文井江上有常堤三十里”，常堤在怀远与元通之间。汉晋时期为了护岸江堤，保护乡镇和农田，同时防氐羌侵扰。三国蜀汉时，怀远一带设有军屯。诸葛亮主持大局时，最早因马超“甚得羌胡之心”，在都江堰、崇州等西部各关隘防备边民。马超病故后，马岱就一度领兵驻横原（今怀远）。《四川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和《成都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均确认常氏堤在文井江流至元通的可能性为大。怀远与青城山之外的羌地紧邻，又有常堤三十里，与常璩的记述非常契合。关于文井江上有“天马祠”，《华阳国志·蜀志》载：“有天马河，马日千里。后死于蜀，葬江源小亭，今天马冢是也。县有天马祠。”

此外其他古籍如《太平寰宇记》引李膺《益州记》：“马元祠，宁州有马元河，河边牧马产骏驹，一日千里，至此毙之。岸南人为立祠。”（李膺是南朝齐梁时期人，《益州记》是魏晋南北朝除《华阳国志》外最有影响力的关于巴蜀地区的地理志书，但该书大部分已经散佚，部分内容见于其他古籍的引用。这里提到的宁州应是南北朝时期的云南地区，自古产马。从滇南到成都一带原本“一日千里”，但天马死于蜀地被收葬和修祠纪念）《水经注》称“小亭山有天马冢是也。”

以上材料显示有两个要点：一是“岸南人为立祠”。文井江自山出往东流，至元通稍折向南流，只有元通以上有南岸，今怀远镇南常家坎的位置与“岸南人为立祠”相合；二是天马冢在“小亭山上”，怀远常家坎居太平山与无根山之间，两山夹峙，三面环山，由一沟出入，与天马之葬地吻合。而且怀远镇址虽然自古以来搬迁多次，秦汉及晋时在无根山麓之横原，常家坎的确在横原之东偏北。与常璩所说“东方”即小亭（横原）之东方。所以，常璩的真正故里应该是今崇州著名的怀远镇。

由于李特、李流等氐羌部族和大量北方流民在西晋年间入蜀，常氏家族不少人都离开故里。常璩当时年少，选择和一些同乡百姓投奔毗邻故里不远的青城山著名道士范长生。

后来，范长生帮助李特的儿子李雄建立了成汉，范长生成为李雄敬重的师长兼宰辅谋臣，常璩也一并参与其中，起初任史官，据说写过一本《蜀汉书》，所以他实际属于当时十六国中的成汉人。李雄的弟弟李寿在位时，与东晋交恶，反而与北方后赵交好，常璩的《蜀汉书》被献给后赵皇帝石虎，受到北方文人传抄和称赞。李寿的儿子李势继位以后，成汉到了末年，局势混乱，常璩虽然提升为散骑常侍，但据说他很受隐士龚壮影响，向往东晋的礼仪文化。龚壮家人曾被李特所杀，对李氏家族非常痛恨。李寿登位以后，想以太师这种高位拉拢被拒，一直隐居巴西郡，坚决不入成都。但是，对成汉的各种策略，龚壮都极为留心，遇到不平还是会上书谏言。

常璩对龚壮这种高人很敬重，最终桓温从荆州讨伐成汉时，常璩成为率先劝李势投降归顺的人之一。常璩本来很受桓温器重，当他终于达成心愿前往东晋建康以后，却发现根本不是理想的样子，江南士人崇尚门阀，对巴蜀之人很排斥，几乎视为山野粗鄙之人，常璩感到非常失望，正是因此，促使常璩内心愤愤不平，再次捡起完善著述的宏愿，完成了为西南故土立传正名的壮举。

《华阳国志》自成书传世以来，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唐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至于他方，罕闻爱异。其如常璩之详审……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北宋学者吕大防在《华阳国志序》说：“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徐广的《晋记》，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昭的《续汉志注》，李膺的《益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初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

当代人对于古代西南的研究，都把《华阳国志》作为重要的史料。尤其是攥写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方的史志，更是离不开《华阳国志》。

二、成都的华阳是从哪里来的？

成都今天所属的华阳，已经仅作为一个城南片区的街道办事处名号保留下来。

历史上成都的华阳几乎和成都这座古城一样古老，自然也是从古蜀时期就已经存在。成都的华阳在历史上很容易被混淆，像华阳和成都，华阳和双流一直互相缠夹不清，什么时候单独出现，什么时候又和成都、双流交织在一起，一般人很难搞清楚。

众所周知，古蜀人在成都平原一度为躲避水患而不断迁移，所以建立的古城有三个——成都、广都和新都。作为今天成都城南天府新区华阳街道的原华阳镇，最早便是古蜀广都城范围所在，据说当时叫樊乡。《蜀王本纪》载：“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常璩在《华阳国志》的《蜀志》也说，古蜀王蚕丛、杜宇、开明氏等先后以广都的瞿上（别都）、樊乡（首都）为治所。“开明氏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换句话说，广都是比成都还略早的古蜀之都。据考证，樊乡位于成都东南清代华阳县的中兴场，自古就有古城遗址，后来俗称古城坝，到今天依然称呼当地为华阳街道的古城社区。

战国时期，都知道蜀郡太守李冰开凿成都二江，在成都境内称府河与南河，还初步解决了成都平原的水患问题，自此创下名扬天下的蜀地天府之国美誉。秦国推行郡县，当时成都的城南便设有广都县，位于府河河岸中兴场附近。因李冰令当地民众开凿盐井，同样见《华阳国志》载：“李冰窗广都盐井”，“县有鱼田盐井之饶”。到汉代的广都县也没有多少改变，汉代广都县设立在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后来当地就称呼中兴场的古城坝，这古城就是指秦汉时期的广都县城。

伴随秦汉两个朝代，巴蜀的核心重镇自然是成都很快脱颖而出。成都是当时蜀郡和益州的州治所在，就是今天成都市的主城区，不过同时还设有一座县治单位。尤其三国两晋时期，成都作为蜀汉、成汉的地方势力都城，逐渐在扩大城区和附郭，原本成都与城南的广都县是有一些距离的，到魏晋南北朝已经逐渐毗邻不远。

到隋朝一统，广都因避讳隋炀帝杨广的名字，就改为了后来流传至今的称呼——双流。隋唐都恢复益州，成都为州治所在。唐代贞观十七年（643）新建蜀县，该县是从成都城南和双流广都的范围划分地区另设，这就是后来正式的华阳县，与双流县此后一直并存于成都。像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唐睿宗景云年间蜀锦，清晰记录着来自蜀地双流县字样，考古专家推断应为蜀地的一批贡物，可能是作为赏赐发放到戍边西北的唐军将领手中。

到唐玄宗躲避安史兵锋，逃到成都避祸，正式将成都城南的蜀县改名华阳县，同时升成都为当时的行都。正式以唐代长安的模式将成都和华阳两个县城区域共同成为行都成都的府治，只不过一般官署都设立于成都县。所以，历史上成都和华阳一直可算是“双子城”，共同发展了后来的成都城区。但客观上成都华阳两县双城出现比唐代长安要早，只是唐玄宗到成都以后，正式将长安、万年共组一城的方式更加规模化、制度化，而且用华阳这一名称是唐代。

唐宋时期历来是公认巴蜀地区经济富庶、人口增长、文化繁荣的一个高峰。作为成都附属的华阳县更是一个耀眼的存在。宋代的华阳县也达到历史巅峰，拥有八个县辖乡。到元代更去掉了广都县，将大部分地方划入华阳县，少部分划入双流县和仁寿县，但是元代的时期毕竟不长，所以地方制度并不算稳定。

明清两代将近六百年，总体成都的辖区格局和唐宋鼎盛时期差不多，两个朝代的开始都短暂取消过华阳县，可后来又都恢复。推断应该都是起初经过军事手段，对成都这种大城市简化县治是为了便于进行城市的管理。经过一段时间恢复以后又调整细分辖区，遵从传统的制度，大体上依然是将华阳县与双流县并存，而且是作为成都府治下的首县，因为明清阶段的华阳县城区本身一部分就位于成都城中。

到民国十七年（1928），成都市正式建置，将历史上成都县、华阳县的共同管理的部分区域合并为全新的成都市市区，而原来的两个县治只辖城郊的乡区。这一次合并与调整，改变了1000多年来两县分治一城的格局，是成都城市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新起点。

从50年代开始，成都市进一步大刀阔斧整顿城市格局，历史上的华阳县基本被分拆，最后于60年代撤销，华阳县几乎就从四川成都的历史上消失。 八九十年代以后，在新的双流县辖区，在最早的古城区范围单独设立一个华阳镇作为一种缅怀。

不久，成都市取消原东西城区的旧名，划分为五大主城区，东部的成华区也是以历史上成都-华阳一千多年来的双城渊源，再次强化作为一种对古城历史的纪念（实际上原来华阳县在成都城区的范围应该是今天锦江区更典型，成华区也有一部分），只不过今天多数人确实不一定清楚两者的关系罢了。

三、成都的华阳与古籍《华阳国志》并无直接关系

根据对《华阳国志》和成都华阳的各自来历梳理，其实就能明白，虽然《华阳国志》是生活在四川蜀地的古代学者常璩所撰写的一本内容上有关于四川巴蜀的古代历史地理著作，但书名中的“华阳”有特定的古代地理含义，不是某一个明确的地点，而是一片涵盖川滇黔的大范围地区，绝不仅仅是主要描写成都的历史，这个区别非常重要。

而成都的华阳本来在历史上的出现并不是以华阳为名，而是唐代以后才从繁荣发展起来的成都、双流两个城区单独划分设立而来，只不过取名华阳作为古代华阳地区的一个缩影和纪念，但成都华阳的最初来历和古籍《华阳国志》没有丝毫关系。

尤其后来成都市的成华区出现，这也是一个调整划分出来的新城区，之所以成都、华阳两地的名字结合，也的确是对历史上华阳县与成都的千年渊源作为一个缩影和纪念，这是基于两个地方的地理渊源，也和《华阳国志》这本书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华阳国志》的出名和史料价值是更加宏大的西南地区在历史地理、部族民俗的渊源变迁，是古代地理背景下大的“华阳”，这是一个古人认识传统的天然的地理概念，没有郡县州府这种行政级别色彩。成都，不过自然地属于古“华阳”范畴中的一个城市。

后来的华阳是郡县制度下的行政县治，反而与成都属于差不多平等的县城，或者后来又属于成都管辖下的城镇，与《华阳国志》代表的“华阳”，简直是天壤之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