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中的共产主义和保守主义【下】

“人们乐于接受”乌托邦,“并且极易受诱导而相信通过某种神奇的方式，每个人都会与其他人成为朋友，尤其当听说某人正在谴责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罪恶时……据说，这些罪恶起源于财产的私有。然而，这些罪恶其实来自另一个源头-——人性的罪恶”。

政治科学不会塑造人，但必须以其本质为出发点考虑问题。

而人的本性，一般之人，更接近野兽而非神灵。绝大多数人是天生的笨蛋和懒虫，这些人不论在何种体系中都将沉到最底层，用国家补贴帮助他们“就像把水倒进漏水的桶”。这些人必须用政治来统治、用工业来引导;如果可能，可以赢得他们的认可，如果不可那也只能如此。

“因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一部分人就注定是听命于人的，而另一部分人则是发号施令者。”

“因为那些思想具有预见性的人天生就是要当君主或统帅的，那些只会靠体力去劳作的人则天生就是奴隶。”

奴隶之于主人就像身体之于心灵，既然身体听命于心灵，那么“一切低等的公民最好能有一位领袖来统治”。

奴隶是有生命的工具，工具是无生命的奴隶。

接着，我们硬心肠的哲学家仿佛看到产业革命带来的一线希望，于是带着一种忧伤的期待写道:“如果每件乐器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听从或等待其他工具的命令……如果梭子会织布，或者拨片会弹琴，而无需手来指引它们，那么大师傅便不再需要助手，主人也不再需要奴隶了。”

这一哲学典型地显示了希腊人对体力劳动的不屑。

那时的体力劳动不像今日这般复杂，如今手工行业所需的智慧甚至比管理中下层人民所需的智慧还要高深，大学教授甚至可能把某位汽车技师(在某些紧急关头)看作神;但体力劳动在那时还仅仅关乎体力，亚里士多德从哲学的高度瞧不起它，认为它缺乏头脑、只配由奴隶去干，有些人也只配做奴隶。

他相信、体力劳动使心灵变得迟缓和衰退，让人没有时间或精力去追求政治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唯有闲暇之人才应该在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最优秀的国家形式不能承认技工具有公民权………在底比斯有这样一项法律:不是从行业退出十年以上的人不能在政府中供职。”

连商人和金融家也被亚里士多德划归为奴隶。

“零售产业不合情理……它是一种人剥削人的方式。其中最令人痛恨的交易是.…高利贷，这是种以钱生钱的货色，而非钱的自然用途。钱本只应用作交换的工具，而不应用来催生利益。钱滚钱的高利贷……是所有攫取利益手段中最不合情理的。”

钱不应生钱。

因此,“哲学虽不至于不屑讨论金融理论，但从事金融业或其他赚钱行当的人不配为自由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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