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智破“河伯娶妇”迷信的故事，相信令很多人对西门豹这个战国时候的邺令耳熟能详。故事里，西门豹为民做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盘踞”邺县的“黑恶势力”谈笑间“灰飞烟灭”，让我们为其大智大勇拍案叫绝的同时，也感到一种游刃有余的自在和洒脱。但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一段“西门豹两度治邺”的故事，却让人感到异常沉重。
故事讲，西门豹第一次治邺清廉正直，不谋私利，却因怠慢君主魏文侯身边的人而遭恶意中伤。一年后他向君主汇报治邺情况，君主收了他的官印，竟要罢免他。西门豹再三请求，立下重誓，君主才同意他再去治邺。西门豹这次加重向百姓搜刮钱财，并尽力讨好君主身边的人。过了一年，他又向君主去汇报情况，魏文侯亲自迎接他，向他致礼问候。西门豹回答说：“上一年我为君主本人治理邺县，君主却夺走了我的官印；这一年我为君主身边的人治理邺县，君主却向我致礼，我不能治理邺县了。”于是就将官印还给了文侯。文侯不肯接受，说：“我过去不了解您，现在了解了，希望您为我勉力治邺。”西门豹最终没有接受。 有人可能对故事的结局不很理解，魏文侯已经悔悟，也给了西门豹很大的面子了，西门兄为何还不顺势留任呢？笔者的看法是，西门豹这样做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从“两度治邺”的实践中已经清醒看到了整个社会政治风气的衰败，看到了贪腐势力的“强大”。辞绝官印，与其说含有对魏文侯不小的怨愤和敬告，不如说是对改造整个社会环境的无力与无奈！ 在一种不健康的政治机体中，一个本质上愿意清正廉洁的官员注定因承受现实与心灵的双重困境而蒙受巨大的痛苦。因为如果他对整个机体无能为力，那么他对贪腐势力就只有或者对抗、或者妥协的两条选择，如第一次治邺之选择对抗，则“朝中”的贪腐势力必定难以容忍，或暗箭中伤，或极力排挤，故事中被炒鱿鱼只是一个稍显极端的例子而已，这是第一种困境，现实的困境。如果如二度治邺选择“聪明”妥协呢，那么他虽然能够被贪腐势力所吸纳，稳固自己的官位，但却要忍受自我良心的谴责，因为他自然明白，这是一种损害民众利益、腐化国家政治的丑恶行为，与他的政治理想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很多时候这种良心的谴责就会是一个更加痛苦的过程。当然了，也有那些卑劣营私和自甘堕落的官员，他们不必承受这种痛苦，因为人民大众已代替他们承受了痛苦，他们能够在整个社会的痛苦中寄生求乐。
这时候我们不得不亮出自己的观点了，无论对西门豹们来讲还是对普通的人民大众来讲，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腐败！或者可以说，腐败，是我们的全民公敌（当然那些彻彻底底的贪腐者本身除外）。
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还有一部分人对腐败的态度不很鲜明，或者知与行不够统一，甚至是助长或参与了腐败。这些人的行为可以用“五张脸”来形容：谈论腐败现象时，大骂不正之风；看到人家公款吃喝、日进千金，羡慕不正之风；办理个人一些事情，利用不正之风；上级来了安排吃喝玩乐，纵容不正之风；自己一朝权力在手，便行不正之风。这些态度和行为，往往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因为如此种种多了，就会模糊腐败与非腐败的边界，就会慢慢造成腐败的“正当性”的形成，既加快腐败的扩散速度，也增加反腐败的难度，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一种腐败文化的形成。在这种腐败文化中，人们不得不接受和认同腐败，不得不习惯用腐败的观点去看问题，用腐败的观点指导生活，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生存基础彻底被瓦解。
何兆武先生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我想这句话是对的，我们必须对腐败思想及行为的危害有一个足够清醒的认识，对腐败有一个更加鲜明的态度。不如此，如果真的达到了社会风气衰败的程度，大智大勇如西门豹者尚且身心俱疲，何况你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