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卡伦•霍妮的代表作，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分析专家之一，她主张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相信用社会心理学说明人格的发展比弗洛伊德的学说更恰当。
她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本质上来源于社会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并不存在生物学角度上的普遍人性。
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都因文化的不同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作者简介
卡伦•霍妮，1885年出生德国汉堡，祖先是犹太人，父亲本来是一位挪威船长，后改入德国籍，并创办了一家轮船公司。霍妮随父亲在海上漂泊的经历培养了她热情勇敢的性格，同时，她与母亲长时间的生活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中学毕业后，霍妮只身远赴柏林，学习医学、精神病学，并接受了精神分析的训练，她的导师是弗洛伊德最忠实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然而，在她不堪忍受希特勒和那对党对犹太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移居美国后，由于接触到阿德勒和弗洛姆等人，她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最终著成《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这标志着她思想的形成和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与批判。
她的反叛行为遭到同行的坚决反对和猛烈攻击，1941年，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罢免了她作为职业精神分析医生的资格，然而霍妮毫不畏惧，发起创办了美国精神分析促进会，决意将这门年轻的新学课推进向前。
何为神经症？
什么人会被冠以神经症？最通俗的回答是生活中反应方式异于常人，但“常人”如何界定？其实就是看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们时代人所公认的模式。
我们时代鼓励的生活方式是通过竞争超越他人，获得远远超出生存需求的金钱，充分享受生活，那么不符合这种生活模式的人就有可能被冠以“神经症”之名。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认知与我们的文化息息相关。在古希腊，超过个人需求而拼命努力工作的态度，会被视为一种下贱的态度，而在当下，拼命努力工作无疑具有更多道德上的正当性。
每种文化都会构建起一套“正常”的概念，并强加到社会成员身上，构成他们的行为标准和情感标准，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并不存在适合所有人的正常心理学，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的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体环境。
虽然不存在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正常心理学，但我们仍能通过观察鉴别出神经症患者身上的两种共同特征：
1、反应方式上的某种固化；
2、潜能与实现之间的脱节。
这些特征本质上是由存在我们时代和我们文化中的种种困境造成的，而这种产生这种现象的动力中枢则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建立起的防御机制”。
结合文化来看，每种文化提供的生活环境，都会导致恐惧。例如：对触犯禁忌传统的恐惧、农耕社会对天灾的恐惧、社会关系中因压抑不平、强迫服从激发的仇恨……这种恐惧是文化强加给每一个人的，无人能逃避。但同时，文化也提供了一些应对这些恐惧的保护性措施，例如禁忌、仪式、风俗习惯等。
正常人能最大限度抓住和利用文化给他提供的种种机会消除恐惧，而神经症患者除了承担特定文化带来的恐惧外，自身要承担因个体环境差异带来的超出文化的恐惧，他又无力利用文化的保护性措施消除恐惧，因此陷入更尖锐、更紧张的冲突中。
为了解决这些冲突，神经症患者采取的解决方式并不令人满意，而且往往以损害完整人格为代价。
回顾种种因素，可以对神经症做如下描述：
“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解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的共同模式时，我们才应该将它叫做神经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