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曲星排队，是所有人都爱干的事情。但从来都是众说纷纭，众口难调。作为主观人文，文字艺术最高峰的诗歌，虽然有水平层次差异，但讲个人喜好，确实很难众口一词。

每个诗人都是独立的人，在共同的社会环境、人文艺术规范下散发出各自独特的光辉。欣赏他们的后代文人，同样是处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境遇下，遵守当时社会环境和传统语言艺术，然后在这些大条件下，再依据自己的本性、学识、人生层次对自己喜欢的作者打分。

李白和杜甫，何以能成为没有争议的第一第二呢？

他们俩正代表了大众文人的两个精神方面，喜欢诗仙的大都性格天马行空，放荡不羁，喜欢诗圣的一般谨言慎行，忧国忧民。

作为大情怀的耕耘者，杜甫不但在诗歌理论上力可扛鼎，同时在经学没落的隋唐坚持了儒生的行为准则，为儒学的复兴做出了标杆，因而万世传颂。

因为大环境的影响，唐朝无大儒。杜甫本身在思想建设中也无法和儒门大家相比，所以并没有被列入儒家圣人，但是他的诗歌才华以及逆时代中对儒学以天下为己任思想的坚持，是符合“诗圣”这个野号的，所以儒家官场千年，圣人不常出，也并没有谁反对杜甫成圣。

至于李白成仙，有他惊人的想象力和才华作底，有道士身份的加成，有皇家政权中心从业的镀金，也有自我形象的经营（“谪仙人”称号的来历）。才华摆在那里，经历摆在那里，连死都被美化得相当浪漫（醉后捞月而卒），再加上他的作品释放了千百年来被诗圣、儒家的条规所压抑的文人另一面——谁还没有个个性爆发的时候呢？

仕途通达，沉稳入世，学诗圣；

仕途不达，逍遥出世，学李白。

这两位同时代诗人正好填满了文化人求天下之仕和求自身解脱的物质和精神追求空白，加上诗文字字珠玑，自然而然地占据了中华诗坛的冠、亚军。

至于谁冠谁亚，每个读者所处的时间和环境不同，自有心中标准。但是一二名的排名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就是第三名。

因为盛唐诗坛，璀璨亮眼的群星实在太多。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能够达到与李杜抗衡级别的不多。李杜所在盛唐，时代气象是最高点。诗歌作为言志的文字载体，得格律之规范，禀盛唐之气象，中晚唐作品无法相提并论——虽然文学手法、体裁不断进步，却永远无法恢复盛唐的荣光。

中唐诗之巨擘，白居易算一个，他如果坚持年轻时期开创的新乐府走下去，也许会成为另一个杜甫。不过他在贬谪之后就圆滑了，在仕途上取得了至高的地位，在诗文方面也开始走向圆滑——走向民间，追求通俗易懂，开创香山体（白体），顺便取了日本诗神之位。

从文学流向方面来说这是对的，但是于诗文本身，无法再与盛唐气象相较。下里巴人虽热闹，却永远无法和阳春白雪论高低。

晚唐诗歌风格整体走向泥潭，唯有李商隐凭超绝才气脱颖而出，成功改变诗歌文艺走向，成为后世千年诗歌、词牌的艺术发源。相对于白体诗，李商隐的朦胧派开创就是阳春白雪。

放下成见，只论文采，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李商隐的才气，在大李杜之上。

惜败于气象。平心而论，李商隐是大唐诗坛第三把交椅极其有力的竞争者。

可是在李杜时代，还有一个连李白都看不上的贵公子王维。

很多人认为王维是诗佛，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是对王摩诘了解太少。

早在青年时期，大唐诗坛上的宗师级别人物，唯王维一人可数。

他出名的时候，李白还在山中修道，杜甫还没出生。年轻时期的王维，诗意纵横，精通音乐，领域开阔，后期唐诗所有角度和方向，都能在王维作品中找到。他和李白一样，对格律也是知而少用，随心所欲。

只不过他的仕途太顺，除了安史之乱中服务于伪政权的黑点导致后期思想入佛，一生再无逆境。是以王维无法像李白那样至死还保持着愤青的气势，死在投军的路中，也不像杜甫那样至死还流离颠沛，死在回乡的船上。

王维的作品后期渐入“诗佛”境界，虽然别开生面，却决定了不可能如李杜般保持创作的激情——所谓“文章憎命达”，杜甫是写给李白的，何尝不是对自己的嘲讽？

王维，就是命达之人。

后人读者会强加各种成见，特别推崇命运曲折的文人，一是因为他们更有经历，情感更加刺激，更动人（特别是打动同样命运不达的人），二是这种总是认为自己怀才不遇的心理，其实是出于个人的自我认同。

谁还没有自我认同呢？特别是遇事不顺的时候。

我们如果抛开情感方面的判断，直接看盛唐时期诗文的创作，王维和李白、杜甫比起来丝毫不逊色，而且同样经历了开元盛世，安史之乱，与整个王朝命运与共。

盛唐诗人李杜王三人实际上是整个唐朝诗人的第一梯队，这是王朝命运所决定的，不是文采、技巧、文字流派决定的。

这三人，是盛唐诗人中的佼佼者。

至于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每个人在每个时期的看法都不一样。我们要认真去评价一个诗人，不能仅凭那些被后人称赞的作品来判断，需要大量地的、全面的去阅读诗人所有作品，才有资格作出结论。

大唐诗歌的前三人，既然李杜已成定局，那么剩下的这个位置非王维莫属。

至于为何称王维为盛唐诗坛真正的大宗师，我们另开图文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