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时代道德篇（十六）：为恶而畏人知，恶中犹有善路；为善而急人知，善处即是恶根。
民国十三年之后，北洋军阀的掌门人，变成了奉系军阀的张作霖，不过也有独树一帜的角儿，那就是坐镇东南的“五省联帅”孙传芳。这位和“东北王”张作霖齐名的“东南王”，坐拥东南五省地盘，麾下甲士数十万，江浙地区更是在其治理下井井有条，有足够的实力与如日中天的奉系军阀叫板。浙奉战争中更是在五天的时间里，摧枯拉朽般将奉军逐出东南，孙传芳一战成名。但是在“追穷寇”的过程中，剩勇过多的孙传芳，与张宗昌麾下鲁军的鏖战中，关于鲁军第五师师长施从滨的生与死，卷入了一场对与错的是非。
民国十五年料的峭春寒中，虽然张作霖电令张宗昌退保山东，但是孙传芳咄咄进军，张宗昌不得不收拢兵力，在蚌埠和徐州沿线准备与之决战。鲁军第五师师长施从滨作为前敌总指挥，张宗昌将压箱底的“白俄军”也交由其辖制。年近花甲的施从滨不负所望，乘坐铁甲车于前线督战，率领鲁军复克宿县和固镇等地，但是孙传芳麾下骁将谢鸿勋等人率领两师人马迂回鲁军后方，在固镇完成合围，一役俘获施从滨及其所部一旅人马。虽然已是败军之将，谢鸿勋将施从滨押赴交由孙传芳后，仍然替这位前辈向孙传芳求情，毕竟北洋军阀一直以来的规矩是不杀俘虏，特别是像施从滨这样颇具资历的前辈。
其后，孙传芳的幕僚杨文恺也建议孙传芳枪下留人，但是孙传芳一意孤行不为所动，施从滨的生命走向终结。不过孙传芳也留下得意忘形的骂名，毕竟这样就坏了一直以来约定俗成的规矩。其实孙传芳关于处置施从滨的做法上，并不是一种是非观的为所欲为，而是与施从滨纵容“白俄军”有关。孙传芳是山东人，坐镇山东的张宗昌，在北洋军阀中有”三不知”之名，麾下人马纪律很差，白俄军更是败坏，在固镇一战中被孙军围歼三百余人，在当时不予以颜色难以平众怒。施从滨在仓皇撤退中，更是以铁甲车开路，碾压麾下的鲁军士卒夺路而逃，不过仍在新桥站被擒，从而也算是丢光了本分，是非自在人心。
要说孙传芳之所以下定决心，也源于吴佩孚的授意。孙传芳作为五省联帅，名义上还是以吴佩孚这位“十四省联帅”为尊，在电询吴佩孚时，得到回电“就地枪决”。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阀的扛纛人，做出这样的回应，是非曲直在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山东一省的表现。率领嫡系人马七千余人困守津门的吴佩孚，本可以由山东沿津浦线与江苏、河南等地盘的直系军阀保持联系，进可攻退可守，而且江浙援军尚有六个旅的兵力，吴佩孚在陕军的倒戈中，凭借山东用兵之孔道起死回生，完全还有翻盘的希望。
最终，山东督军郑士琦却拒绝援吴直军“假道”，不仅拆毁铁道，而且派兵设防保持中立，吴佩孚最终功败垂成。在山东地盘浮沉多年的施从滨，自然难辞其咎，梁子也自此接下。所以孙传芳新仇旧恨一起算，并不是不讲是非，也不惜做出不守规矩之举，然而也埋下祸根，晚年下场凄凉。求援张作霖寄人篱下，结果是依奉东山再起幻灭，寓居津门多次遭遇日军纠缠，虽然严词拒绝但也坐如针毡，其后归隐却被施从滨之女刺杀，一代“东南王”之凄凉，既是为曾经不守规矩买单，也是是非观的矛盾与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