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两句话是因果关系，就是说，道可道，非常道的原因是因为名可名，非常名。完整解释：可以言说的道，不可能是在本质上恒常不变的大道，为什么可以言说的道不可能是恒常不变的大道呢，因为名可名，非常名。“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可以定义的文字概念都不是恒常不变的真理，因为最本质的思想观念如果定义为某种文字概念传播给他人，就不会再是原本那个最本质的思想观念了，那这个文字概念就不是恒常不变的，所以恒常不变的大道是无法用语言准确传达的。

我们可以把“道”定义为将要传达的思想本质， 再将语言定义为“容器”，而这个容器是不可靠的，所以这个思想本质不可能是恒常的。也就是说，语言概念的有效性是被质疑的。所有概念的所能传达的信息本质，在不同的时间轴里都会发生变化。甚至在不同社会地位或文化背景下都有着很大的出入。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道”是可以言说的，但可以言说的那种道，不是恒常不变的大道，因为我们在试图说这个“道”的时候，就必须给他一个语言概念，但是所有思想一旦被定义为语言概念进行传播之时，这个语言所负载的思想本质就会改变，当然就不是恒常不变的大道，因为一旦说出来一定会产生误解。

也就是说，这些语言文字就是这个思想本质的载体和容器，然而徐冰的作品并不是在说容器中的思想本质（内容），他说的是容器的本身（文字继而扩散到整个文化），它追问文字，也就是这个容器的有效性。思想本质被文字这种容器表达之时，固化的文字概念并不能完全契合于思想，而文字所能表达的意义在不同时间轴里并不稳定，所以一切都是浮云，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根本无法接受最原始的思想本质。所以很多具有大智慧的人，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释迦牟尼还是我们的老子，都不相信语言可以准确传达自己的思想。只能是当下的行为对当下的产生的作用才是真实的，才是对世界产生最具本意的影响。

每个人传达出的信息都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出发点，比如古代帝王对“儒”家学说的解读就一定是对政权统治的维护，最终将文字演化成工具，而完全失去文字原有的意识传达的功能，显而易见，孔孟的真正意图很大程度上都是被篡改的，他们当初的语言已然失效。即便在当下我们已经除去了封建帝王文化垄断的壁垒，但我们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孔孟之道，因为没有了封建帝王的垄断，却迎来了资本支配下的文化话语权的垄断，每个传达都有背后的利益支配。

或者我们可以幻想没有任何干扰的接受孔孟对其言论的释解，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即便成为可能，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文化语境的，2000多年前的语言环境所传达的内容传达到当下人的大脑里，本身就存在天然的文化环境差异，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吃到的鸡蛋比今天所吃到的美味百倍是一个道理。在文化信息极度贫乏的2300年前，孵化其思维的物质和信息环境与今天是着天差地别的。所以文化是不可能绝对传承的，文化变迁史就是强者的篡改史与智者的顿悟史精神缠斗的过程，虽然智者也是力求通过智慧成为真正的强者。而现实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当智者变成真正具有统治力的强者，也就继续了和其他智者精神上的缠斗，已经不再是上一刻的自己，一切都不具有恒定的意义，何况有些文化概念在传承中为了符合传承者的利益而被不断修正，服务于某种力量，当这种力量到达统治地位之时，这种依附于统治力量的变异文化就成了当之无愧的经典，将他们做得极其精美，郑重其事地展示在这样的空间里，让所有人可以放心地相信，甚至不假思索地崇拜，如同我们从小就被告知文化与知识的正义性，而后慢慢缺失了审视的眼光。其实我们不曾知道，那些不能符合传播者利益的言说早已被抛弃，仅留下了这些被包装的严肃庄重的令我们深信不疑的所谓文化，但最本源的意义已经经过千年传承最终荡然无存，就像这些文字一样让我们无法识别。但这些文字的发展方法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而正是这些无法控制的东西才能够真正的控制我们。所以知识无法改变命运，但智慧的思维方法让我们知道了自己有太多的未知，而未知决定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通过获得更多的知识形成知识差，而是通过扩大已知来扩大未知，通过扩大未知来获得更多的积极的可能性，就人生充满无限的可能。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当然有人会说这是一个非常让人焦虑的状态，其实这个取决于你是通过主动的扩张行为主动创造，还是通过你的收缩行为而被动承受. 天书也许可以唤醒我们警惕这种被动的收缩行为对权威的惰性依赖。

这并不是在否定文字或文化的意义，但也绝不是在肯定文化既有的所谓意义。实际上就和徐冰花好几年雕刻的这4000多字的活板一样，无论多么具有文化传承的独具“匠心”，最终造就的像漫天繁星一样令人敬畏的文化姿态。如此庄严恢弘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最终感受到的只是一场来自于强者的文化征服。而这些文字本身，就和徐冰的行为一样，是“无意义”的。甚至徐冰在利用无意义的行为，质疑或解构文化的意义，在这种无意义中进行意义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