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扫完奶奶的墓后，父亲说，他去下附近墓地，还要去上根香。那是他自己奶奶的坟地，我得叫太婆。

据说我这个太婆，人很杀辣。

老家人无辣不欢，无辣不成席。杀辣，意味着比辣还厉害，此词专指女子泼辣，办事果断。

太婆要求膝下所有的孙男孙女，凡是参加了工作，或有了收入的，每天务必要给她一碗清汤钱。

清汤，在福建叫作扁肉，有点像小馄饨，当年一碗大概要八分钱，后涨至一角。

太婆生有六子二女，其中老四、老五两个儿子，当年挑米从东门山入城时，被哨卡上的日本兵无端盘查而惨遭杀害。另剩四子二女，算膝下孙辈，少说也有二十来个。

有人对太婆说：一人给你一碗清汤，你哪里能吃得完。太婆说：那你们莫管，儿孙孝敬是儿孙的事，吃不吃得完是我自己的事。

我爷爷是长子，年少即外出广东，以教书为生，常年在外，邻里亲友便在太婆耳前七嘴八舌，说她这个大儿子回不来了，这个崽生了等于没生。太婆为此居然独自一人赶往广东，硬是把我爷爷死活寻了回来。

爷爷当时娶了我奶奶，生有三子，大的四岁多，小点的三岁，最小的一岁多。起初奶奶不愿离开广东，爷爷却决意要回，如果奶奶不跟他回江西也行，那三个儿子一个都不准留下，全带走。无奈之下，奶奶只好随爷爷回到江西。

听说，爷爷一行人从南昌回县城，是由我大伯，还有爷爷最小的一个弟弟，用两辆独轮车把他们接回来的。

从此，奶奶从未回过她的故乡。奶奶说话，语句里夹杂着广东白话、靖安方言、普通话，南腔北调。

大家对太婆能不远千里寻到我爷爷一直费解，说她一个旧社会妇女，仅一双小脚，走路都一摇三晃，还能说服爷爷归乡。至今，大家说起此事来都饶有兴致。奈故事久远，只能说个大概。

我母亲见过太婆，说她个子小巧，偌大一家子，说一不二。从前，县城南门口一带的米铺、药铺、糖饼铺、铁匠铺等，大多是我太爷太婆这个大家族所开。

1956年冬，我大叔背着奶奶参加征兵体检，待入伍通知书拿到手后才告诉奶奶，他第二天要去长沙当消防兵。

我爷爷从广东回乡后不久即早逝，奶奶一手带大三个儿子，加上她是外地人，实属不易，尽管心里舍不得儿子外出，但深知当兵是家事更是国事，奶奶纵百般不舍，亦万般支持，只得含泪目送大叔参军远行。

听我大叔说过，他走到村口大樟树下，就要绕过山坳时，他转头远远望去，奶奶仍站在家里院门，朝村口这边张望。那一刻，他再也止不住了眼泪。大叔说，当着奶奶的面不能哭，不然她会崽呀命呀的，哭个不可开交。

大叔当兵第三年，奶奶把家里养了一年的一头大肥猪卖了，先步行下山到公社，再坐拖拉机，又搭大货车，还乘过小木船，只身一人来到长沙，她仅凭大叔信封上的寄信地址，找到了大叔所在地。大叔当时做梦都未想到，奶奶竟然来了部队探亲。

奶奶平常用的方镜子，背面玻璃板里，镶有不少奶奶与大叔及战友们的黑白合影，照片下方空白处标有长沙各个景点名称。奶奶那时四十多，笑得可开心，穿着个大棉袄，看得出那是冬季。

我问过大叔，奶奶怎么能找到你，当时交通通讯都极其不便。大叔说他也不解，天远地远，天寒地冻，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农村来的妇女还能有此能耐。不过，奶奶起初还是找错了地方，本该到江北的大队，却找到了江南的大队，经电话联系后，第二天一早，大叔坐轮渡来到江南接上奶奶，并陪她在长沙玩了好几天。

奶奶复姓司徒，迄今为止，我还未遇到一个与她同姓的人。

九十年代初，有一天大清早，我大姐和二姐轻手轻脚起床，登上了去南昌的大巴车。两人在房间里留下一封信，叫家人不必担心，她们此次不告而别，是与其他小姐妹结伴，一同前往厦门打工。

不打招呼而离家，这一举动发生在我家，如同晴天霹雳。我母亲说，翅膀长硬了，想飞了，儿大不由娘啊。

大姐由奶奶带大，二姐从小跟着外婆生活，两位老人一听说她们私自出走，就哭成了泪人，埋怨我爸妈没管教好，没给她们去托关系找工作，致使她们小小年纪就离家外出。

母亲处事一贯淡定，只得安慰两位老人：她们俩姐妹既然想去外面闯，就让她们放马跑，有本事就在外面呆，呆不下去自然会回来，也算见过一把世面，知道赚钱艰难。怎奈二老天天哭，不时发牢骚，我母亲最后决定，去厦门跑一趟，即使找不回来也总算尽了父母心，两个老人家也不会成天再哭哭啼啼。

由于没地址，只好找老乡打听以前与她们通过信的人在哪里，走得近的人又有谁。可一时半伙，犹如大海捞针。

无巧不成书。到厦第二天，父母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四处张望，远远看到街对面有一个人，极像我大姐模样，母亲当时还不确定，又担心人来车往中把人丢了，当即隔街大喊我大姐小名。母亲唱过戏，声音大，嗓子尖，这一喊，竟把大姐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给叫住了。

听说，母女相见，分外眼红，她们有了第一次紧紧相拥，有了第一次哭成一团。

我母亲说，来都来了，大家就在厦门多玩几天，如想打工，姐妹两个还可留下，不勉强，如想回去就跟父母一起回。于是，他们上了鼓浪屿，还逛了中山路步行街。

最后，他们买了四张返程火车票，回家。（作者：司徒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