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第十四》37：拨云见日何来锦衣夜行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先生说：“没有人能懂我了吧！”子贡说：“为何没有人能懂先生呢？”先生说：“我从不怨天，不尤人，自下处学而向上处达，懂我的，算来只有上天了！”
这段话，算是最贴切的孔子式人生的说明书了。
如果没有这张说明书，老人家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的遭遇，还真要被误认为是不得其志。没有这张说明书，难保人不把他老人家当成郁郁不得志的道德愤青。
一、求“为人知”还是欢喜“为人知”
关于“为人知”这件事儿，孔子一定是区别于出世、厌世者的“超然”的。
老人家很真实，在《论语》开篇就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之为人，哪有不欢喜知音认同的。如果连这一点都看淡、看超然了，是多少有些不近人情的。这
这种“人之常情”，进一步推展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一是求“为人知”。这是一个人再平常不过的心态了。后世为孔子鸣不平者比比皆是，子贡之所以追问“何为其莫知子也”？也是这样的心态。求“为人知”者面对“为人知”的顺境还好，一旦面对“不为人知”的逆境，便有些愤愤不平了。二是欢喜“为人知”。所谓的欢喜“为人知”是不违背人之常情，对“为人知”充满接纳与欢喜。更为可贵的是对“不为人知”也充满接纳与欢喜。孔子很显然是属于欢喜“为人知”者。他老人家讲“莫我知也夫”时，是充满期待的。一方面，他欢喜和接纳了“不为人知”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充满了对这世间能有知音同道的期待。就像一位门可罗雀的酒店老板，在临打烊之前，站在门口自语：“不会再有客人来了吧！”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期待的。
二、君子无外求
孔子所讲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说到底就是“君子之行”。
君子并非无所求，只是君子只反求诸己，不外求而已。君子只顺应天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在自己该做好、能做好的事情上下功夫。天命有穷通，人事有顺厄。只要该做好、能做好的事情做好了，剩下的便是天命的了。不懂天命的人，才会在困厄时怨天；不通人事的人，才会在挫败时尤人。君子没有不知天命，不通人事的。所以“不怨天，不尤人”。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不仅仅是君子的外在表现，更是君子的内在机理。君子下学人事以上达天命。尽人事以忠，敬天命以信，这才是君子应有的姿态。
如此一来，君子哪里会有外求，没有外求何来求“为人知”。
三、君子缘何不求“为人知”
君子不是“忍者”，不会一方面欢喜“为人知”，又在不为人知之时，强忍着内心的不快。一定有什么缘由，使君子的心中压根不起不为人知的不快。
只有小得意的人，才会有“锦衣夜行”之感，总觉得自己的小得意没法让全天下人都知道。真正能够拨云见日的人，怎么会感慨锦衣夜行呢？
君子是什么人？是“下学而上达”者，是下学人事，尽人事以忠，上达天命，敬天命以信的人。这就像一个上过泰山的人，他怎么会感叹村东头东山的大呢？君子通过下学上达至天命，不仅仅懂天，天也懂他，怎么会为没有人懂自己而烦忧呢？
孔子讲“知我者其天乎”时，定然是半骄傲半惋惜的。骄傲的是自己的“下学上达”，为天所懂，惋惜的是当世、同学，居然还没有人达到懂自己，成为自己知音的程度，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