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普遍精神”，而非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因为我觉得“普遍精神”更为恰当。黑格尔的逻辑学不应该导向一种绝对精神，这种导向把黑格尔的思想重新纳入到了柏拉图的理念之下，使得黑格尔的哲学重新成为了柏拉图哲学的注脚。黑格尔称哲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这种“普遍精神”[1]，普遍精神和绝对精神不同，绝对精神指向一种柏拉图式的“理念”，是不变的一。而普遍精神不直接指向绝对，它含有变化的因素，指向普遍适用的意思，表现在逻辑、理性和实践层面只是符合普遍原则的一种规定性，具有一种“普世原则”。它指向的具体内容却随着时间和时代的推移，有着相应的变化。我们学习哲学史的目的，是通过“作为分歧意见之堆积”的分析，从意见中寻找到“普遍精神”，哲学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恰好是建构“普遍精神”的模式，各种不同思维方式的指向，则是各种意见。作为思维模式的“普遍精神”也随着时代变化进行着自身的解构和重塑，而唯一评判的标准则是与时代应当具有的思维的契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走向一致。意见难免误入歧途，意见也难免徘徊不前，然而“普遍精神”模式的指向，终究被时代所选择，进入一种发展的状态。
哲学史的“普遍精神”孕生时代精华的源泉
20世纪初期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绝抛弃无疑是错误的。在接受了西方文化和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中国和中国人虽然在一定的社会制度、法律条款、行为方式等方面有了全新的改变和进步，但是延续和固守在大多数中国人思维模式里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是决然没有根除的，也不可能迅速根除。中国迅速建立起了最先进的社会制度，这种先进制度源自的西方哲学的思维基础与中国传统中走来的大众思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巨大隔阂，没有进行全新的思维模式训练，中国人沿袭着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在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感到困惑，逐渐出现了各种问题，相关制度在制定中对相关理论基础理解的不透彻，在执行中对制度的理解障碍，大众对相关制度的不理解、社会没有稳定的评价标准，除了中国人自身对传统的思维模式沿袭与现代相关制度冲突之外，整个社会思维模式的多元化也促长了这种混乱。
对于传统思维模式的改变无疑是需要的，但是这种改变并非是对传统的决裂。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学着延寻传统来关照当今，并希望在对于传统的重新解读中寻找到当今时代的“普遍精神”，以指导和规定现代社会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对于传统和历史的传承和改造是需要人们在对传统的“普遍精神”的把握基础上，结合对现代文化走向，达到一种思维模式的适合，这种思维模式的适合，成就了时下各类思维模式即“意见”的产生，而这些“意见”所蕴含的就是时下的“普遍精神”。
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文化的传统是一种“现成的材料”[2]，这些材料都将成为孕生中国现代思维模式的前提，关键在于中国人对这些材料中所蕴含的“普遍精神”的把握，并在这种把握基础上认识关于时代走向和时代思维模式的重塑。这种认识和重塑在于如何运用哲学思维模式引领中国大众在中国残存却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模式与近代冲入中华大地的颠覆性西方思维模式中寻找一种适合，这种适合首先包含的是消化，是对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存在在一个共同体内的矛盾冲突的消化，在这种消化中吸收并自然规整时下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应该是寻找这种消化，这种消化不是让马克思主义思维模式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战争，胜者为王。这种消化是基于中国人固有思维模式基础上的规整，在审视和分析的基础上，在对原有材料中“普遍精神”的把握中，区分两种思维模式的不同，寻找两种思维模式共融的契合点，从契合点出发，逐步规整统一主流的思维模式，获得社会的发展。这种发展来源于联系和意义的寻求。“如果我们要把握哲学史的中心意义，我们必须在似乎是过去了的哲学与哲学所达到的现阶段之间的本质上的联系里去寻求。”[3]即在现有的材料和将有的材料中延续“普遍精神”，“因为历史里面有意义的成分，就是对‘普遍’的关系和联系。看见了这个‘普遍’，也就是认识了它的意义。”[4]
发展基于最大多数存在的启蒙
生活方式的进步、思维模式的进步，代表着社会的“发展”[5]，如果正处于这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转变中的人自身并没有发觉和意识他经历的这种转变的话，他自身会在愈来愈明显的不同之中陷入一种困惑而产生陌生感，他看到的是超出习惯的生活，令人讶异的行为模式，莫名而来的思维模式，他试图在固有的习惯中寻找一种解释，可是这种发展超出了他的习惯方式和解释能力。此时人们就需要运用人自身具备的“理性”[6]，把这种陌生感和困惑对象化，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对它进行再考察。这种再考察的过程是哲学思考的纯粹化过程，也是使这种“对象成其为对象自身”[7]的手段，它表现为对这种发展和转变普遍化的追溯和反思，并在这种追溯和反思中确立新的解释话语，新的思维模式，并把新材料纳入自身的生活和思维习惯。
马克思试图把纯粹的理论和理性思考“介入”到最普遍的大众生活之中，寻求为沉默的大多数提供发言权和行为权的平台，然而大多数存在能够发言和行为的前提却是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存在要学会发言和行为，而发言和行为的基础却是大多数存在的理性运用即进入成熟状态，这种自我理性的运用被称作启蒙。只有大众进入自我启蒙的状态，才能自觉地进行哲学思考，大众的发言和行为才能占据历史舞台，否则这样的发言和行为就是一团糟的闹剧，不仅没有任何历史意义，反而混淆人们的思维，新中国发展史上的深刻教训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试图最接近“普遍精神”的理论虽然不断地遭到现实的嘲笑，但从人类理性判断的历史中来看，马克思主义这种寻找一种运用被遗忘了几千年的最广大存在者的普遍的理性来思考审视社会的发展的有效方式，只有通过这种有效方式，或许才会使得社会发展成为发展自身。否则，这种发展对大多数存在者来讲只是一种虚伪的假象。
“一个神圣的庙宇，在这里面，人类的各民族带着感谢的心情，很乐意把曾经增进他们生活的东西，和他们在自然和心灵的深处所赢得的东西保存起来。接受这份遗产，同时就是掌握这份遗产。它就构成了每个下一代的灵魂，亦即构成下一代习以为常的实质、原则、城建和财产。同时这样接受过来的传统，复被降为一种现成的材料，由精神加以转化。那接受过来的遗产就这样地改变了，而且那经过加工的材料因而就更为丰富，同时也就保存下来了。”[8]这种丰富和加工即是社会发展的形式。“当我们去吸收它，并使它成为我们所有时，我们就使它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所有的特性”[9]。对于大多数存在的启蒙，尤其是对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中的社会存在者的启蒙，比别的国家更需要时间和思维引领。消化历史遗留下来的思维模式冲突，接受大众乐于接受的精神遗产，在新的遗产重组中构建新时期的思维模式，从而实现社会发展。
[1]“但我们这里所须研究的，主要的也正是这普遍的精神。”《哲学史讲演录》[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P8
[2]“它（普遍精神）的活动以一个现成的材料为前提，它针对着这材料而活动。并且它并不仅是增加一些琐碎的材料，而主要地是予以加工和改造。”《哲学史讲演录》[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P9
[3]《哲学史讲演录》[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P7
[4]《哲学史讲演录》[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P11
[5]“发展是一个熟知的观念。但哲学的特点，就在于研究一般人平时所自以为很熟悉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P25
[6]“人是有理性的，人的本性具有理性”《哲学史讲演录》[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P26
[7]“说理念是发展的，并且说它首先必须使它自己成为它自身，从理智看来，似乎是一个矛盾，但哲学的本质正在于消除理智的对立。”《哲学史讲演录》[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P25
[8]《哲学史讲演录》[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P9
[9]《哲学史讲演录》[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P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