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餐时和妻子聊天，说到一些问题的真假，我脱口而出：那都是假的，都是为了宣传。妻子急了，问我：你又要愤青了是吗？

我笑了。

很久以前我就说过：事情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样的真相才能帮助你达成目标。这就像写论文，目标是论题，选择的真相是论据，用什么方法来完成你的目标，这就是论证的方法。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情，而且每一件事情都有多面性。有些事情，有些事情的某一个面，可以证明一号观点，而同一件事情的另一面，或许又可以证明二号观点。观点不同，对事情的看法也不同，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别人想宣传什么样的观点，就用什么样的材料。

其实，上午我是想把这个问题分做两篇短文来写的，其一，选择决定命运，其二：宣传决定成败。但是下午我在研究资料的时候发现，我用来证明第一个问题的材料有疏漏，根本无法使那个命题成立，但那个资料却可以更有力的证明第二个命题。

资料是关于左宗棠和洪秀全的故事。

民族英雄左宗棠和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有着一段极为相似的生活。

左宗棠是举人，三次考进士不第，最后死了那条心，回家研究经世实用之学，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他是靠教私塾维持生活的，直到四十岁左右，到张亮基手下去当幕僚，然后才平步青云，最后做到了军机大臣。

再来看洪秀全，洪秀全从16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考了15年，四次，但最终只是个童生。童生，在现在来说就相当于初中毕业，仅仅完成了义务教育。秀才相当于高中毕业，举人是本科学历。再往上就是进士，进士相当于硕士。左宗棠是举人，相当于是本科学历。也就是说，左宗棠三次落第是没有考上进士（硕士）。

参加科举的本质是要进入仕途，左宗棠虽然是举人，但是也没有进入仕途，这和洪秀全是一样的。当然，从学历上来说，洪秀全是没有办法跟左宗棠比的。

学历差了很远，但是洪秀全和左宗棠做了一样的事情：到私塾教书，当老师。

教书这一段，在写左宗棠的书里是这样说的：他原本在湖南务农，后受朋友之托，才进入私塾教书。说得好像很为难，好像左宗棠很不愿意。

而在写洪秀全的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洪秀全读了几年私塾，仗着认识几个字，做得几首歪诗，从16岁开始就在家乡混饭吃，当了私塾老师。

同样是落第的读书人，对左宗棠的描述就那么的冠冕堂皇，而对洪秀全的描写却明显的是瞧不起。前者是饱含同情，显出无奈；后者这是一脸的蔑视。

这就是区别。

是事情本身就有区别吗？不是。在同一个时代，同样都是读书人，而且家庭身世差不多。左宗棠出生在落魄的书香门第，过着底层百姓的生活。洪秀全家属于中农，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左宗棠开始教书的时候也就二十多岁，洪秀全十六岁，两人的思想能有多大的诧异呢？

但是情况差不多的人，做同样的事，后人为什么有不同的态度呢？

究其原因，就是宣传的需要。

左宗棠是民族英雄，对他的描述当然要恭敬一些，要饱含同情。

洪秀全不好评价，褒贬不一，最多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从作者的描述来看，他应该是反对洪秀全的，因此对洪秀全的描述就饱含贬义，觉得他教书是在混日子。

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思想倾向。他的思想倾向就决定了他要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同时，他也会宣传自己的思想。

写书的人就更加不用说了，他一定会有一个主张，没有主张那个书就没有办法写。

在我看来，书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其一是写客观历史，纯粹记事的，这种书给我们留下了各种历史材料，各种档案、笔记都是这种类型。其二是属于思辨型的，就是提出一个问题，但是没有给出答案，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其三是最多的，宣传型，这种书往往会提出一种理论，然后论证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写这种书的作者，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接受他的观点，提出观点让你接受，就是在推广。刚才说的褒扬左宗棠，就是在推广左宗棠。

鲁迅当年写《狂人日记》，就是在宣传新思想。

文人宣传的，往往是一种生活情趣或者一种思想；政治宣传的是政治主张；商业写作的宣传就是为了赚钱。倘若你又要赚钱，又要故作清高，那就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话说回来，文人的宣传和商业化的宣传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总归是要卖东西。文人卖的，表面上是书和文章，实际上是思想。要让别人买你的思想，首先思想要端正，再一个文章要写得漂亮，有趣，因此易中天认为：写作是一门手艺，我非常认可这句话。把手艺练好了，把文章写漂亮了，你的思想才卖得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