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仪成功说服了楚怀王，提出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作为交换条件，让楚国与齐国断交。楚怀王欣然同意，群臣纷纷祝贺，大多称颂楚怀王英明神武。
但就在一片喜气洋洋中，陈轸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让楚怀王很不高兴。陈轸确实聪明，显然看穿了张仪的如意算盘。这一次，陈轸在主场，他能否凭借口才胜过张仪，把已经被迷惑的楚怀王从陷阱边缘拉回来呢？
陈轸的发言依然采用了战国时代常见的修辞套路——先声夺人，直接抛出一个吓人的结论。他说：“依我看，我们不仅得不到商於之地，秦国还会背叛我们，转头与齐国结盟。到那时，楚国就要大祸临头了。”
为什么战国的辩士总爱这样说话？其实背后的道理放到今天依然适用。领导的时间非常有限，很多人都想争取发言机会。如果一上来就慢慢铺陈，领导听两三句就不耐烦了，所以第一句话必须有“钩子”作用。
今天我们身处注意力经济时代，“标题党”应运而生。标题必须骇人听闻，就算读者看完内容后发现货不对板、破口大骂，但毕竟已经花了不少宝贵时间，作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战国时代，如果国君发现“货不对板”，一怒之下真的可能杀人，这对辩士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既要先声夺人，争取到更多发言时间后，也要言之有物。陈轸用这种方式，成功唤起了楚怀王的好奇心和焦虑感，为自己争取到了详细阐述的机会。
陈轸的考虑其实很清楚：秦国对我们这么好，核心原因只有一个——我们和齐国有盟约。一旦我们和齐国断交，秦国对我们就没有任何顾忌了。既然没有顾忌，又凭什么还会对我们好呢？大王，您就等着瞧吧。张仪回到秦国后，一定会背信弃义。到那时，不仅秦国不再顾忌我们，齐国也会记恨我们。这两大强国，很可能会联手对付我们。
道理讲得很清楚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办。陈轸作为老臣，在否定旧方案的同时，也会提出新的替代方案。楚怀王是做决断的，不是想办法的。做决断和想办法的关系如果颠倒了，组织架构就不牢靠了。
陈轸这种老江湖当然会有新方案：表面上做出与齐国断交的姿态，但暗地里要好好维系与齐国的同盟关系，同时派人盯着张仪。如果张仪真的如约割让了商於之地，再与齐国断交也不迟。
如果只能在张仪和陈轸的方案中二选一，多数人显然会支持陈轸。但如果还原到当时的情境，虽然礼崩乐坏，贵族精神的余韵还未彻底消失，评价标准其实并不一样。
用老百姓的话说，陈轸这套新方案就是“太鸡贼了”，有点小市民气。楚怀王出身王室，从小锦衣玉食，是贵族中的贵族。贵族天然看不起小市民的做派。在楚怀王看来，张仪这种身份的人，曾担任过秦、魏两国的总理，是国际政坛上的一线人物，怎么可能耍流氓呢？陈轸搞这些小动作，如果真的照办，岂不是显得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上流社会搞外交，就该有上流社会的风范。
不难想象，楚怀王对陈轸的意见并不认同，反而请张仪担任楚国总理，并给予重赏，然后果断与齐国断交，派一名将军随张仪去秦国办理土地交接。楚怀王没想到的是，在张仪高贵的身份下，藏着一颗纯粹而滚烫的流氓之心。
古今中外的各种斗争，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反复上演着野蛮战胜文明、流氓打败君子的戏码，越没底线的一方越容易获胜。战国时代，各路精英不断挑战和突破底线，精英身份和流氓手段逐渐合流。背后的逻辑是，传统血缘贵族在政坛的重要性持续下降，社会中下层涌现出的杰出人物可以凭能力而非血缘赢得权力和财富。吴起、商鞅、申不害、苏秦、张仪，这些响当当的名字背后，都只有能力，没有家族背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全靠单打独斗，没有家族依靠。无论在哪儿发展，都是“秦漂”“楚漂”“魏漂”，就像今天在北京做到高管的“北漂”一样。
从晋升和降职来看，传统贵族的晋升靠熬资历、等年头，不用着急，急也没用。如果犯了错，有家族势力撑着，往下跌就像跌在气囊上，有缓冲。张仪这些人就不同了，晋升靠过人的口才和有目共睹、谁都服气的功勋。如果犯错，往下跌就像摔在水泥地上。所以这些没有家族背景的人，建功立业的渴望格外强烈。只要能做出短期业绩，老朋友可以骗，比如商鞅；老婆可以杀，比如吴起。高尚，就让它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吧。
另一方面，国君也喜欢任用张仪、陈轸这样的外人，用起来方便，扔起来也省心。就拿这件事来说，楚怀王觉得陈轸的劝诫不中听，不听也就罢了。但如果是血统纯正的贵族，又是老臣，陈轸在提意见时就不用在意修辞，反正只要自己想说，楚怀王就必须听，想说多久，楚怀王就得听多久。如果楚怀王不想听，他也可以扯着楚怀王的袖子硬让他听。如果楚怀王听烦了，死活不同意，那陈轸就面临两条极端选择：要么联合其他元老贵族废掉楚怀王，另立新君；要么一狠心，老陈，我死给你看。
无论哪条路，楚怀王都承受不起。但陈轸只是个外来者，提出建议就已经足够，最终如何决断，是楚怀王自己的事。如果陈轸再多说一句，楚怀王可能就会不客气，陈轸自然也不会为此冒险。
不过，楚国那些血缘贵族真的全都一言不发、顺从楚怀王吗？难道没有哪怕一个人，按照贵族的传统做派，试图用各种方式劝回楚怀王？
《资治通鉴》没有提到这件事，作为原始材料的《史记》和《战国策》也未提及。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刘向的《新序》告诉我们，当时政坛上确实有这样一位贵族，他的名字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屈原。
——出自《熊逸版资治通鉴》
这场围绕“商於之地”的外交博弈，最终以楚国的被动告终。张仪凭借毫无底线的算计得以成功，陈轸虽然有清醒的预判却被拒绝，楚怀王因贵族的傲慢和对利益的贪婪落入陷阱，而屈原的忠直谏言，则成为史料中一抹未被时光磨灭的悲壮注脚。
这不仅是战国时期一次典型的外交骗局，更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权力逻辑：传统贵族的“体面”在实用主义面前不堪一击，“外来精英”为了建功立业突破道德底线，国君则在权衡中偏爱“好用好弃”的外人。楚怀王的决策失误也印证了：无视现实风险的傲慢、轻视底层逻辑的判断，终将让个人或国家为短视付出沉重代价。这段往事也因此成为后世关于“清醒与盲从”“底线与利益”的永恒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