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83）

第十一章

筠仙早生五十年       子城乡试跃龙门

唾骂声中出使又于骂声中回国

郭嵩焘束装就道，朝廷先是任他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满三月，又紧急召回，让他出使英国。原来，朝廷因云南“马嘉理事件”，需大臣前往英国“赔罪”，此事尤其紧迫。

出使之日，他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后，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因而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时湘阴正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

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其内心愤懑和孤寂是不言而喻的。

郭嵩焘在返国途中，曾检阅龚自珍集，认为从中可以领悟“处小人治凶顽之道”。船到香港，郭嵩焘曾上岸与正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的王韬晤谈。船开行后，郭嵩焘回忆1855年在上海拜访王韬于英华书屋之景，于当天日记写道：“顷阅子潜（王韬）《瀛土需杂志》，念之恍佛如昨，距今二十五年矣。一日之雅，雨舟之谊，潇潇风雨怃然于心，诵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之句，为增怅悒。“

郭嵩焘自1879年黯然归国后，晚景甚为凄凉。尽管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郭嵩焘，并盼朝廷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但直至郭嵩焘终老于湖南老宅，再未得朝廷起用。曾力主官府应扶植私营经济、把官有资产交与商人经营的郭嵩焘，晚年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但终归化为泡影。本想经由考察西方强盛之道而报国的他，在“公论”大潮面前，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此种心境，他只能诉诸笔端，在晚年的一首《戏书小像》诗中，他叹息道：“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他也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焘“如鱼得水”，他对西方由一知半解到一一印证，尤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此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连小楷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

然而，同时发生之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眼见国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焘又“不忍不谈洋务”。他希望人们尽快从“天朝上国”的迷思中早点觉醒，以确定增强自己对世界之了解与认知，减少因颟顸而来的自我伤害。

说起郭氏，总是不能不一声叹息。叹其早生50年，叹其与曾左胡李同生，而又难有其功高世勋。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郭嵩焘之任事能力与人格魅力远在晚清诸中兴名臣之下，无法把自己做大做强：如左宗棠一样前呼后拥、如曾国藩一样左右逢源，“失败”之原因会正其性格。这在中国式“成王败寇”标准面前，无疑不是一种无奈、又不得不承认之现实！

郭嵩焘的仕途三起三落。李鸿章等人在上疏朝廷希望给他立传赐谥时，尽量拐弯抹角，强调他对曾国藩、左宗棠三次出山如何有推挽之功仕，其《礼记质疑》一书如何“折中群经，淹贯三礼”。这自然煞费苦心，他们想把郭嵩焘纳入世人普遍可以接受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或者说，这些在郭嵩焘时代最能理解和同情他的人，试图按照自以为宽容的标准来肯定他的作为，以便弘扬他的业绩。这里，真正能看到他值得钦敬的地方：求真知的勇气，至诚的天性，相对统一的人格。

百年后，钟叔河先生在编辑《伦敦巴黎日记》时说，郭嵩焘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成为末世士大夫阶级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说，“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郭嵩焘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以致被人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然而，“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1891年7月，郭嵩焘于长沙去世时，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朝廷将其学行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予赐谥，朝廷旨意：“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郭氏更多“事迹”非本书探讨内容，不多赘述，有兴趣之读者可搜集更多郭氏资料参阅）......

孟容虽年小曾子城五岁，但其“博通经史，为文宏宕，有奇气”，志将安身立命之地寄于学术事业，将“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他之醉心潜研湖湘之学业、之精神、之成就初显，一度被曾氏赞为“卧龙”之美誉，开始对湖湘学人产生影响，比肩鹊起、驰骋宇内；着力弘扬湖湘学风，将之从学术上的经世中开始走出来的影响与成就来看，称之为“卧龙”实不为过。经其与时下的猛士高人的共举，使湖南由一隅一改以往那种鄙陋的边缘文化形象，渐渐向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坚靠拢，使近代的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江浙文化渐成鼎足之势来讲，非伟力不能为，更有此见，曾氏所言非兴致所至而为。

往往学术之人往往待人处世过于理想、甚至迂直，亦会自视过高而为常人所不解，其心气傲岸、高冷孤傲气象，亦则难为世人所容。但他仍“躬仁义而力践之，不以举世不为而自阻。饫道德而心乐之，不以没世无闻而自戚”，其坚持与坚守，决然体现其力践圣道，而不以得失毁誉为意的非功利处世态度，是十分令人敬仰的。恰恰这点，体现了中国老一代文的骨气、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也从其身上证明了儒学强大的生命力。

尽管刘蓉为湖湘的经世之学做出非凡贡献，但其身为儒仕仍然未完全摆脱旧时儒学之士腐儒弊病，自有其时代与个人局限性。既不似曾氏之大胆改造桐城派以倡洋务之风，而使陷入“空谈误国”式的空洞学术；开始关注时务、社会之学，以改良时风、影响时局。也不似郭氏之完全敞开心扉接受外来学问与事务，倡一时之新风。

而郭氏又是另一番景象，开放之过又为时下不容，多次遭受不公仍不改所为；虽同为后世敬仰，但其三子各不相同，但历史总有客观公论，即便是一时的是非曲直难以权衡，但大体会有一个公允的评价留世存史的（这些均是后话，此处先按下不表。因二人与曾氏属相交终生之人，本书亦有多部多个章节述及）。

简单述及刘蓉郭嵩焘之人之事，有些属后来之事，有些与本书无关，不再赘述。

再说回此时的曾子城，在此二友挟持之下如同开挂了一般，于功名学业上突飞猛进。虽是学业学问颇有长进，但作为曾子城可不敢对科考有丝毫的疏忽与轻视，因为这条路才是他改变人生的唯一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