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82）
第十一章
筠仙早生五十年 子城乡试跃龙门
上文说到，前文简述了刘蓉其人，接下来说说曾刘二人的“小弟”郭嵩焘。
郭嵩焘其人
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府的湘阴县，是一个在洞庭湖的出口的通达之地。郭嵩焘家族曾“富甲一方”，到其父一代，家道中落。郭嵩焘比刘蓉小5岁，比曾国藩小7岁。“进学”后，在岳麓书院读书时与，经刘蓉介绍与曾国藩一见如故，结为金兰。前文已知，三子性情相近、抑郁抱负，“笑谈都与圣贤邻”，自是竞相比肩圣贤，相期终生。郭嵩焘初时亦科举不顺，期间多有坎坷，至1847年才中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郭嵩焘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当时正值鸦片战争，亲眼见识了英国炮舰攻击宁波定海，早早意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由此发愿考察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撰著《绥边徵实》。
1847年，郭嵩焘中为进士时，“太平天国”即将成事。接着，郭嵩焘亲自动员曾国藩，郭氏也亲临战场。后于1856年初，奉曾国藩之命，赴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根据《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其中包括上海）。郭嵩焘来时，英法已在“洋泾浜”落脚十余年，营得有模有样。这是郭嵩焘首次与洋人打交道，有点始料不及，原来传说中“红毛”“鬼佬”也居然长得漂亮、很讲礼貌，修建房子居然也窗明几净，洋酒（葡萄酒）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
自上海返回后，郭嵩焘即往北京就任翰林，不久，入值“南书房”。其时，英、法诸国，要求重订条约、开放更多门户，且要使臣驻京。得不到许可时，便以武力要挟，炮舰停泊渤海，窥伺京师。咸丰皇帝命郭嵩焘参赞主持天津海防的王爷僧格林沁，以郭嵩焘已有的见识和理解，他认为“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
此等思路哪能对得上“英雄阔步”之僧王，且僧王又获得庚子、辛丑以来与洋人作战最大胜利，以至举朝欢呼。对此，郭并不开心，曾国藩来信问其为何对备战欲言又止，对胜仗“无动于衷”？随之，郭嵩焘受命作为钦差稽查山东沿海厘税而遭算计，被朝廷处分，又回南书房任职。郭嵩焘请回籍，以身体为由反复告假，皇帝也觉不可思议。回湘阴仅一月（咸丰十年八月初四），郭嵩焘从朋友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京城失陷，咸丰逃往热河（号称“驾幸”）。郭嵩焘“为废寝食”“痛悼不已”，事情发展是他早有所判的，想不到自己“不幸而言中”，而且还是“昨岁之言”。
他因此愤然说：“诸臣之罪，岂复可逭哉!”“僧王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他开列出“洋务四凶”，包括琦善、耆英、叶名琛、僧格林沁。他解释，之所以没有算上林则徐，是因为林则徐的人格实在令人钦敬，但处置洋务，林则徐同样不得要领。
同治改元后，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的郭嵩焘。郭即复出，先作“苏松粮道”，后转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因左宗棠纠参，也因自己抑郁愤懑请求，解职还乡，回到长沙。
于长沙八年，郭嵩焘仰观俯察，对于家国之事，有更多思考，亦更忧患。同治十三年，郭嵩焘57岁，朝廷诏命他赴京陛见。此年二月，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害，兴师台湾。看来，正是此难敷衍之危机，才让朝廷想起于洋务似乎有些办法的郭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