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火火
“妹妹，老屋快塌了，我们准备拆了。”某天大哥的电话打来，我握着手机，眼前浮现儿时堂屋旁边屋子的模样：二十几个缸与木桶把屋里挤得满满当当，最大的缸能盛十几担水，除了装水的缸，其它的缸底都钻了一个排水孔，像给这些老伙计安了透气的嘴。“这是我们四兄妹的根，得跟你们支会一声。”哥哥说完挂了电话，余音里全是岁月的沉。
老宅的书案是枣红色的，灰尘盖不住那层陈旧的光。三个抽屉里，躺着我们幼时的瓷汤勺，大小不一的瓷茶杯横七竖八，掉漆的红木筷上爬着细白的粉虫。父辈的白瓷酒杯盛着灰，却依旧白得晃眼；抽屉缝里夹着1分、2分的硬币，还有本我的少女日记。吹开灰，邓丽君的歌词、抄录的短句，还有十四岁那年第一次失恋的失眠夜，全顺着纸页涌了出来。那年我因六岁车祸失了忆，小学没毕业就辍了学，亲人们把我当智障儿，我自己也信了。哥哥姐姐的书刊，我都偷偷捡来读，却从没想过：他们读这些书，是挑完辣椒、淋完豆芽后，挤着半夜的时间；他们把我护在身后，是怕我再受半分委屈——而我只敢躲在书后，连替姐洗次沾泥的衣裳都不肯。
种豆芽是家里的活计，十斤绿豆一组，算清本利才动手。先烧滚水，绿豆入盆泡得鼓胀如碎珍珠，倒进木桶漏干水，抹平豆子，盖一层晒软的稻草。隔三四个小时，哥总掀开稻草淋水，淋透了，便伸手探进桶中央——怕“烧包”，温度差一分，十斤豆子就全废了，那是全家几天的嚼用。水是哥从山沟引的，胶管拉得老长，接进大缸，一拧就来，省了挑水的苦。七天后掀开稻草，半桶豆子挤得满满当当，芽尖是嫩绿水滴，芽身白白嫩嫩，像蜷着的小娃娃。这时就需要换容器了，大哥把木桶的豆芽倒进大缸里。半月之后芽根长成了小蝌蚪，爆成一缸胖乎乎的豆芽，哥俩天不亮就蹲在缸边拔，他们把豆芽往水缸里扔，自来水管放进缸里，绿豆壳顺着满起来的水浮起，用手不停抖动裹成一团的豆芽，撮箕捞出绿壳，清理干净装筐，一担百来斤，挑去镇上卖。那时绿豆三四毛一斤，豆芽卖两毛，一筐赚十六七块——一分钱能买颗糖的年代，这钱里藏着水的凉、稻草的暖，还有哥弯腰淋水时，腰杆压出的弧度。
家里的辣椒地，红起来艳得晃眼。父亲天不亮就去摘，挑着箩筐走二里地去菜场，送两趟还要回地里锄草；哥挑两趟就回，守着他的豆芽缸；姐才十六岁，挑着七八十斤的担子走田埂，连生理期都不肯歇。我那时小，只围着姐要糖吃，她肩上的担子沉不沉，我没摸过，更没问过。
八四年盖楼房，几万块灰沙砖，靠人力往二里外挑，最多的一次挑三十几块。亲戚们累得不肯来，娘就开工钱请人。两个月后，二层小楼立起来，在白云村算头一份稀奇。年底县里招兵，小哥十六岁，常年干活练得老成，竟被选上。送他上车时，我偷偷乐：总算没人跟我抢碗里的肉了。可军车一发动，眼泪还是砸了下来——原来那些被我嫌“讨厌”的日子，早悄悄裹着舍不得。
八五年，小哥来信说要去广西参战。没多久，村支书领着人敲锣打鼓来，抬着块红绸扎的四方镜匾，印着“法卡山优秀战士”。娘坐在堂屋，笑得合不拢嘴，门框上渐渐挂起三块匾：“先进劳动模范”“优秀法卡山战士”“参军光荣”，太阳一照，金灿灿的晃眼。那是家里最风光的日子，风光背后，是父亲泡绿豆的缸、母亲奔波的脚、大哥姐姐压弯的肩，还有小哥在部队里没说过的苦。
后来的日子，像豆芽一样往前冒：姐出嫁前夜，把我所有的脏鞋都洗干净，码在灶膛边烤。火光照着她的后颈，一层细汗像撒了把碎金。我蒙着被子装睡，眼泪却湿了半块枕巾。
直到后来，我顶替了姐姐的位置——父亲给我买了凤凰自行车，后座捆着两筐菜，百来斤重，踩脚踏板时胳膊都在抖。过坡时翻进干稻田，辣椒撒了一地，箩筐瘪了，过路大叔帮我捡菜，问“是谁家的女娃，怎么没大人陪同”。那天卖到五点，兜里揣着几十块，忽然想起姐挑担走田埂的模样：辫子甩在身后，担子压得肩背弯成弓，却从没说过一句累。我这点疼，算什么呢？
小哥复原后进了啤酒厂，学了修理，还寄回无根豆芽的药水。芽子白得发亮，胖得像婴儿的腿，一筐能多卖几块，家里的豆芽成了宾馆的抢手货；娘跑遍河南、广西、四川做生意，终于在杨集乡找到失踪的姨姨——姐妹俩四目相对，先是愣，再是抱头大哭，娘只反复说“你过得好，就好”。
可日子也有蔫的时候。我两次离婚，带着女儿投奔娘；小哥被堂哥说动，去安徽做“1040工程”，赔了几十万；娘旧病复发时，我在合肥，电话里她声音细得像线：“这次……怕是不行了。”我心里发紧，却没立刻往回赶。第二天，娘就走了。后来姐说，娘弥留时，一遍遍地唤“幺儿，幺女”。
第三年冬天，父亲因思念娘，突发心梗也走了。那晚高速结了冰，我在张家界拦不到车，熬到天亮坐低速车，一路晕车吐得天昏地暗。到家时，父亲已经没了呼吸，连一句话也没说上。
如今老屋要拆了，谷仓的竹箩筐、堂屋的豆芽缸、门框上的镜匾，都要随着砖瓦埋进土壤里。可我总记得：父亲弯腰摘椒的背影，映在艳红的辣椒地里；母亲站在杨集乡的村口，眼里满是倔强；哥伸手探豆芽缸的温度，指尖沾着水的凉；姐挑着菜筐走田埂，辫子甩在风里；还有那钱里藏着的水凉、稻草暖，和哥姐们弯腰时“咯吱”作响的腰椎；小哥的镜匾，在太阳下闪着金灿灿的光……
这些画面，是刻在我心里的印章，每次想起，鼻头还是会酸。原来当年的“受宠”，是父母哥姐用血汗堆的；原来我当年的“不懂事”，都成了如今想补却补不了的愧疚。
我时常把硬币摆在面前，最旧的那枚2分，年份赫然是1983——正是起动楼房的前一年。原来他们什么都没图，只图把那枚1983年的2分硬币，一点点攒到2025年，攒成我们四兄妹一辈子的根。
